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地处祖国的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接连东北亚大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既是古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汇地带。距今五千年前这里率先出现古国，在四千至三千年间形成诸多方国，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后，辽宁大地上出现的鲜卑、契丹、满族在立国后也先后入主中原，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宁省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为一座综合性博物馆。其前身为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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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伪满洲国政府设立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初建馆舍原为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官邸，位于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十纬路26号。该建筑占地面积19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主楼为罗马式建筑，平面呈“凸”形，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混结构，楼内装饰豪华，木雕装饰精美。

1939年改为伪“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日本投降后，1946年改称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对该馆进行整修，成立了东北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开放，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座博物馆。1959年改名为辽宁省博物馆。

2004年11月12日，辽宁省博物馆市府馆开馆，位于沈阳市政府广场东南角（沈河区市府大路363号），占地面积8.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五个业务区。

市府馆主体建筑为三层大楼共有展厅面积5203平方米，展线长度976米，文物3084件，图片108张，图表11个，绘画4幅，浮雕2组，场景7个。馆内以“中国历史陈列”为基本内容，也经常举办各类展览。馆藏文物包括书画、丝绣、铜器、陶瓷、考古资料、古地图、货币、碑志等18大类。展厅使用面积共2.4万平方米，展厅22个。

新馆序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六块墙体，以辽宁历史文化为主题，创作铜质浮雕，以展现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从主浮雕方向右前方顺时针排列，以主浮雕“文明曙光”为起点，依次为“北土方国”、“开疆拓土”、“华夏一统”、“开发辽东”、“儒风北渐”、“隋唐营州”、“契丹肇兴”、“金代东京”、“九边之首”、“满族崛起”、“东北易帜”、“国歌序曲”。

展馆一层展厅使用面积8739平方米，以举办临时展览为主，用于引进国内外历史、文物与艺术类展览；另有3个展厅用于馆藏文物展，拟分别举办中国古代碑志、明清玉器和明清瓷器展。

展馆二层共设有6个展厅，展厅使用面积5437平方米，举办馆藏辽瓷、货币、佛教造像、玺印、铜镜以及满族民俗展。

展馆三层以举办常设展，即“古代辽宁”为主，设5个展厅，展厅使用面积9925平方米。另外3个展厅用于馆藏文物展，举办馆藏书法、绘画与丝绣展。

辽宁省博物馆藏文物总量达11.2万件（套），其中尤以《曹娥诔辞》《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瑞鹤图》等晋唐宋元书画精品、宋元明清缂丝刺绣、红山文化玉器、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辽代陶瓷、历代碑志、明清版画、古地图、清李佐贤《古泉汇》著录的历代货币等最具特色和影响。

02

常设展览

辽宁省博物馆的“古代辽宁”常设展，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上启史前社会，下至明清，共分五个展厅，十四个单元，以丰富的文物资料，深厚的历史积淀，先进的科技辅助手段，生动地展示了这方土地上文明的起源、特色与历史的发展演变，各时期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

展览展示辽博馆藏展品1196件/组，外借展品1020件/组，总计2216件/组。其中馆藏一级文物139件/组，外借一级文物53件/组。

— 史前时期 —–

考古学一般将人类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这个时代以打制石器作为标志之一。辽宁是远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包括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较完整的序列，其文化特征与华北的旧石器文化相近。其中金牛山人和小孤山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水平，均居于人类进化史的前列，成为辽河文明的先导。

史前时期重点展示早中晚期典型的古人类遗迹，金牛山遗址、庙后山遗址、鸽子洞遗址和小孤山遗址，新石器时代主要展示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丹东后洼遗址、朝阳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遗址，涵盖辽宁各个地区。

距今一万年前后，以磨制石器的使用、原始农业的产生、陶器的发明为标志，古人类跨入了新石器时代。辽河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0余处，已遍布辽宁大地。其中8000年前后查海遗址出现的礼玉和龙崇拜观念，使辽宁地区率先进入“文明起步”阶段；5000年前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祭祀遗址群，是中华大地较早升起的文明曙光。

— 夏商周时期 —

距今约四千年前后，经过古国时代各地部族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进入夏商王朝与周围方国并存时代。辽宁地区既有“与夏为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又有多类型的其他青铜文化，构成商周北土的不同部族方国。这些文化各具特色，又与中原夏商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是后来东北不同系统民族文化的源头。

商末周初，在辽西大凌河流域发现了多处窖藏商周青铜器，均为社稷重器，说明这些器物的主人是周初活动于燕地的“殷遗民”，他们服事于燕侯，但仍保持着原氏族组织，且等级较高，是周初封燕后对当地殷遗民采取宽容统治方式的表现。

在商末周初，辽宁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北方式青铜文化遗存。这类具有浓厚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器，以兵器、工具及马具为主，小巧玲珑，便于携带，适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这类青铜器从黑海沿岸到蒙古高原均发现，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主导性文化。

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辽河流域流行以T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由于这类短剑以辽宁地区出土最多、且时代早晚连续，故被称为“辽宁式铜剑”。这种短剑多为墓葬随葬品，伴出有多钮铜镜、车马器等，其分布远及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 战国至隋唐 —

战国晚期中华大地呈现出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态势。随着燕国势力的东进，东北南部纳入燕的版图，辽宁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强盛，中央王朝加快了开发东北的步伐，辽宁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证明辽宁已经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枢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范围政权更迭纷繁。汉魏之际，辽宁境内“三郡乌桓”和公孙氏政权分别割据辽西和辽东，后都为曹魏所代。两晋时期，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建立“三燕”政权，高句丽则占据辽东山地。

南北朝时期，辽宁东部地区被高句丽占领，辽西地区则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政权。这些政权和民族间的碰撞、兼并，加速了经济文化交流，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活力。

隋唐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地接幽燕的辽宁成为经营东北的前沿。这里各族杂居、文化交融，是各族互市交易地，是中原通往东北的枢纽，是中央王朝联系东北各族的纽带，也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和屏藩重镇。

— 辽金时期 —

契丹族属东胡鲜卑族系，世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公元4世纪始见于史书记载，到唐末先后经历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联盟三个时期。公元916年，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领阿保机建立契丹（后改辽、大契丹、大辽）政权。

辽朝极盛时期，疆域南据燕云，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日本海，西近阿尔泰山，是继匈奴、鲜卑、突厥、回鹘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又一个对中原产生巨大影响的游牧政权。历史上，辽宁地区是辽王朝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的大量辽代遗迹遗物，反映了契丹族曾经的辉煌和辽文化的独特魅力。

兴起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于公元1115年建立“大金”国，定都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后灭辽破北宋。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1214年，金宣宗因受蒙古人所迫而迁都南京（今开封）。1234年，金朝灭亡。

金朝统治时期，长期居住在辽宁大地上的女真、契丹、渤海、汉等民族成员，均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辽宁地区的民族融合。

— 元明清时期 —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辽宁地区虽饱受战争的创伤，但在元政府劝农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辽阳行省的管辖，以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耕、商贸及手工业等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疆域的扩大和驿站的开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使得辽宁地区的文化展现出独特风采。

随着明朝的建立，辽宁结束了自辽金元以来游牧、渔猎民族统治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重新纳入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大一统政权之下。明政府通过“筑城关、辟马市”等措施，使辽宁成为中央政府抵御北方民族南进的重要屏障和控制东北亚地区的经略中心。

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开发，辽宁地区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兴旺、文化多元的局面，为女真的再次兴起奠定了基础。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在辽宁东部山区不断发展壮大，拉开了明清鼎革的序幕。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经过五十余年的奋战，由辽左一隅，长驱西进，开创出大清王朝三百年基业。

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灭南明、平三藩、收台湾、定新疆，成功抵制沙俄的入侵，迎来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

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有清一代，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繁荣富庶程度远超前代。康熙、乾隆等皇帝先后数次东巡祭祖，其间，盛京城又几经重修扩建，更加雄伟壮观，彰显陪都的繁华与皇家气派。

03

专题展览

— 明清瓷器展 —

瓷器始于东汉时期，历经魏晋、隋唐、宋元瓷业的发展后，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明代起，江西景德镇跃升为“天下窑器所集”之瓷都，所烧瓷器的品种、产量、销路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青花瓷器经元代短暂的繁荣后，在明代得以创新和推广，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颜色釉瓷器，技术高妙、气韵雅静，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制瓷业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所制瓷器以精妙严谨著称，且“行于九域，施及外洋”。除沿袭前代的制瓷工艺外，新创的珐琅彩、粉彩等瓷器，美轮美奂，为中国瓷器艺术增添了异彩。

— 明清玉器展 —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发轫于新石器时代，历经商周、两汉、唐宋等几个发展高潮，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明清时期玉器沿袭唐宋以来世俗化、生活化的风格并加以发扬，尤其是乾隆时期，因玉料资源充足，玉材质地精良，玉器造型规矩，琢磨精致，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玉器史的巅峰。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清玉器数量多，质量佳，品种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玉器的基本面貌。展览从玉材种类、器型种类、装饰技法、使用功能、以及仿古与伪古等多角度对明清玉器进行诠释，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和欣赏明清时期的玉器艺术。

由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来源不同，既有宫廷玉作的作品，也有民间玉作的作品，将宫廷作品与民间作品结合使用，也是展览的特色之一。另外，将伪古玉作为一个重点单元，尽可能地展现各种做伪方法，还采用真伪对比的方式，让观众有更直观的认识。

— 中国古代碑志展 —

碑志是指镌题文字的刻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已出现刻石纪事的实例，两汉时期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魏晋则开启了后世墓志之端，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渐成定制。碑志是集多种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艺术品，蕴含社会历史、书法、雕刻、人物传记、丧葬礼俗等信息，是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

展览系统的展示馆藏的从东汉至明清历代碑志共计120件，时代跨度大，上自汉魏，下迄明清，具地方特点，数量众多。其中东汉《袁敞碑》《熹平石经》《三体石经》 、大辽萧太后的子孙——辽朝第六、七、八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及这三代皇后的墓志。其均为世人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文物。

— 珍品馆 —

“珍品馆”在内容上依托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特色，首批展品涉及商代青铜器、唐宋元时期陶瓷器、元明清时期珐琅器漆器和竹木牙角器，以及单独成组的古琴、如意、鼻烟壶。在陈列形式上追求简洁优雅，注重引导观众将视线停留在展品上，在精美的文物面前感受艺之精、器之美，与展品有关的丰富详实图文信息则安排在电子触摸屏中。

— 中国古代铜镜展 —

从最早的止水照容到铸鉴盛水，直至齐家文化出现铜镜，在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里，铜镜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清代中期，随着西方玻璃镜大量传入中国，铜镜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

辽宁省博物馆的铜镜专题展览共分七个部分，分别展示了战国、两汉、隋唐、两宋、辽、金和元明清各个时期的铜镜实物，向观众讲述中国铜镜的发展变迁历史。

— 中国古代货币展 —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产物。中国早期货币以海贝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各国铸刀、布、圜钱等多种形式的货币。秦统一六国，方孔圆钱推广全国，从此成为中国钱币的主要形式，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

蜚声中外的清代李佐贤《古泉汇》中著录遗存的中国古代各时期的钱币展览，从西周布币开始，至明末清初吴三桂之孙吴世璠所铸“洪化通宝”为止，共展出历代钱币近两千枚，同时在辽宁省出土的世所罕见的汉代马蹄金。

— 辽代陶瓷展 —

建立了辽朝的契丹民族，是驰骋在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它创造的陶瓷文化，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独特的风格。辽代陶瓷是馆藏特色之一，精选了近200件文物，展现了具有浓郁骑马民族特点的各类鸡冠壶和色彩鲜明、造型质朴的辽三彩。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朝，史称“辽”或“契丹”。在历时二百余年的统治时期内，辽王朝创造了独具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以实用为主兼具装饰美感的陶瓷制品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辽代陶瓷主要包括在辽王朝辖境内烧制的瓷器、釉陶器和素陶器等，造型装饰和工艺技法在保留契丹传统元素的同时，亦广泛吸纳了中原及其他域外文化的优秀成果。著名的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海棠盘等，造型独特，工艺质朴，是辽代陶瓷中的代表性品种。

常见的碗、盘、碟、盏等，既反映出中原诸窑系的特征，又富含率真自然、粗犷大气的本土风格；承袭唐三彩工艺传统的“辽三彩”，图案简洁，彩釉明丽，将中国古代低温釉陶技术推向了又一高峰。

— 满族民俗展 —

满族又称“旗人”，曾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民族，每一个满族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家族的庇佑下成长，通过上一代的言传身教下，开启戎马一生。

在满族传统的社会里，一直有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每一个聚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长，由他来负责处理裁决族中过继、修谱、分家、纠纷、婚丧、祭祀等大事；而在族下的每一个家庭里，伴随父母子女关系，突出的是家长制。满族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成长，亲身参与族中大小事务，学习骑射、刺绣、剪纸、音乐、舞蹈、曲艺、体育、谱牒、礼节、医药等传统文化。

数千年来，大自然的陶冶，生产生活的磨炼，造就了满族人乐观豪放、崇尚竞争的民族性格。他们学习骑射、礼仪，用歌舞、曲艺表达思想和情感；他们撰写家谱，传承从古老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历史记忆。

— 中国历代玺印展 —

中国的玺印有着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密不可分，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之前，玺印虽是一种以实用为主的征信器物，但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宋元时期，玺印的作用逐步扩大到书画艺术领域和欣赏领域。明代中叶起，文人治印之风渐盛，篆刻又和文人书画相结合，于是出现了明清至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文人篆刻艺术，改变了玺印历史的漫长进程。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历代玺印篆刻，能够较为完善的展示从先秦至近代的各类样式与流派。展览分为先秦玺印、秦汉六朝玺印、唐宋辽金元玺印、明清篆刻、近现代篆刻5个单元，共展出479件玺印。

— 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展 —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佛，后被尊为释祖或佛祖。“佛”为古印度梵语音译“佛陀”的简称，意为智者或觉者。

佛教在中国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最早经西域传入，后逐渐发展与兴盛。佛像在佛教信徒传经弘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广义上的佛像包括佛、菩萨、罗汉、明王、诸天等一切佛教造像。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主要是石刻造像和鎏金铜像，石造像以北朝和隋唐为主，金铜造像从十六国直至清朝。这些造像总体上可分为汉、藏两种风格，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伟大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4

临时展览

— 多彩的图像 —

由辽宁省博物馆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浅井收藏、中国李可染画院、湖北省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鼎力支持的“多彩的图像——浮世绘艺术展”于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层1号临时展厅开展。

展览集中了日本浅井收藏、中国李可染画院、湖北省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的近300件藏品，包括两百余幅创作于江户和明治时期的浮世绘原版作品，以及中国明清刊刻版古籍、日本江户时期“和刻本”古籍、中国明清时期“洋风姑苏版”版画等藏品，以全新的观察视角与学术研究成果和数字化互动方式多角度地呈现了浮世绘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 笔墨映丹心 —

辽宁省博物馆“笔墨映丹心——辽宁省博物馆藏伟人名家书革命烈士诗抄展”以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诗歌的创作背景和故事为主线，分“英烈有遗篇 《诗抄》永流传”“诗铭主义真 奋斗为人民”“正气凛然在 浩气存人间”三大部分。

展览共展出展品87件组（103单件），其中书法作品66件组（75单件），资印3件组（10单件），图书18本。展览通过“讲好英烈故事”以点带面地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程，展现革命烈士的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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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精品

— 金牛山人 —

金牛山人距今28万年，正处在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填补和连接了人类进化系列上的重要缺环，对研究人类的进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1984年被列为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首，同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玉猪龙 —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已发现10余件，时代距今5500—5000年，这件是已知红山文化玉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规整的一件。玉猪龙明确出土于墓葬中，而且成对佩戴在墓主人胸前，是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制成的原始“礼器”。

— 三勾兵 —

商代三勾兵，三件戈为同一组器物，器形相近，皆直援微胡，内端为镂空透雕凤纹。援身倒铸铭文，分别为“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祖日己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从援身铸家族成员名号来看，这并非是一件实战武器，而是一件宗庙祭祀中的陈设品。此组戈涉人名二十人，且及太祖、祖、父、兄四辈，对于殷商亲族制度及世及制度的研究都是难得的材料。

—卷体夔纹蟠龙盖罍 —

龙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文明统一的象征、中华传统文化连绵不断的标志。这件辽宁喀左北洞村窖藏出土的西周铜罍装饰精美华丽、庄重典雅。且与四川彭县所出土的同一器类酷似，生动地说明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已覆盖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域。

— 鳐鱼形铜饰件 —

正面均为鳐鱼形，大者腹部有上下两桥形纽，小者有“十”字形纽，均供穿带使用。春秋时期车马具为鳐鱼形，背面有两桥状纽。大的可用作马额前的当卢，小的可作穿连马头革带的节约，形状生动，用作车马饰极具巧思。这种海鱼至今仍出没于渤海湾一带，表明当时这类青铜文化已与海洋结缘。

— 鸭形玻璃注 —

件玻璃器身型横长，一端张扁嘴如鸭，长颈圆腹，曳细长尾。尾尖残断。通体作柔和的曲线造型，结构匀称。它是冯素弗墓出土玻璃器中工艺最复杂、器形和装饰最有特点的一件。工艺以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将玻璃料拉成玻璃细条，在玻璃条冷却之前缠绕在器身上作为装饰。这种动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在中国仅出土这一例。

— 簪花仕女图 —

此卷无作者款印，亦无历代题跋及观款。最早著录此卷的是清安岐《墨缘汇观》，认为是唐周昉所绘，其后《石渠宝笈•续编》及《石渠随笔》皆沿用该观点，俱著录为《周昉仕女图》，然近代研究亦有持异议者。周昉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宣州长史，擅长仕女画，画风承继张萱又独具特色。

此卷曾经南宋内府收藏，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明间流传无考，清初为梁清标、安岐收藏，后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之后，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其携出清宫，经天津运往长春伪皇宫。其后辗转入藏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

1972年重新装裱时发现此图系后拼接而成，较明显者为左数第二人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又白鹤与画左小狗亦为剪裁而来，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原为屏风画。

— 虢国夫人游春图 —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 。原作已佚，现存的是宋代摹本，绢本设色，因金章宗完颜璟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752年），再现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耻骇”的典型环境。绘九人八马出行，人物衣饰华贵，仕女风姿绰约，骏马雄健丰肥；线条细劲圆转，敷色浓艳脱俗。文物制度与画风均符合唐代绘画风格。本卷画心无作者款印，前隔水有金章宗瘦金书“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有春图”题签一行。

— 青瓷飞鱼形水盂 —

青瓷飞鱼形水盂，北宋瓷器。1971年辽宁北票县水泉辽墓出土。雕飞鱼形，满饰雕刻麟片纹。鱼颚上翻，鱼尾上翘，两旁塑贴双翅。圈足，上部塑贴两圆点眼，勾形角。内平底。尾与翅周边饰圆形小水珠。犹如一条腾空跃起的游鱼，意态生动。胎质坚硬洁白，表施青釉，晶莹透澈，是宋瓷中的罕见佳品。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