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创建于1927年，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中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博物院现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精品文物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价值大，是见证中华文明发展轨迹，展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文化艺术宝库。

博物院内现开放有基本陈列《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展和专题陈列《明清河南》《中原古代石刻艺术展》《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陈列》及《国宝特展》。除此之外，还有与展览相配套的“社会教育体验厅”和“华夏古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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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国民政府将“河南省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博物馆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91年秋，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博物馆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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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

— 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 —

基本陈列“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共分10个展厅，由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七部分组成，围绕各个历史时期中原都城文化以及都城中的人文生活进行解读。

第一展厅：走向邦国——新石器时期（距今10000年～4000年）。先民从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到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经历了农业起源到确立以农为本、手工业独立并分化出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由此带来了由平等社会逐渐向社会阶层分化的改变，这些是最初文明产生的社会基础。围绕中心聚落产生的多层级聚落结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聚落、大城址的出现，到最后城邦林立态势的形成，是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

第二展厅：中原立国——夏商时期（公元前2070年～前1046年）。嵩山一线中原龙山文化末期的典型遗址，如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巩义花地嘴等，不仅勾勒了早期夏人的活动轨迹，同时也是早期国家演变的最初形态。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代都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城，从城、宫殿、礼器等多个层面，反映出夏商时期都邑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等，以及以中原为核心所形成的强有力的文化辐射。

第三展厅：宅兹中国——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古书记载，自夏代开始，统治者就有了“求中”的实践。何尊中所铸的“宅兹中国”铭文，是古人择中建都实践的最好诠释，也是最早“中国”概念的产生。洛邑成周作为与宗周并立的统治中心，西周初年，周王和大臣曾居住于此，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精美文物即展现了成周作为西周东都的文化面貌。

第四展厅：逐鹿中原——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周王东迁，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于是列国纷争，霸主频出，都以逐鹿中原为目标。自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以来，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不同形制的鼎，不仅是诸侯国文化多元性的体现，也是列国对于霸权争夺的象征。

第五展厅：帝国霸业——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581年）。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当时全国设36郡，河南独占7个，中原成为大秦帝国的辅弼之地。

永城芒砀山不仅是汉高祖兴汉的策源地，也是西汉重要的诸侯国——梁国的所在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初封彭越为梁王，后汉景帝胞弟刘武被封于此，为梁孝王。永城芒砀山梁王陵中出土的四神云气图壁画和金缕玉衣，都反映了西汉梁国的雄浑实力。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定都洛阳，之后曹魏、西晋、北魏晚期均以此为国都。汉魏洛阳城在频繁的朝代更迭中几经兴衰，但始终是国之核心，在汉文化的繁荣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起着重要作用。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于许（今许昌）。

三国时期，魏主中原，许昌为魏五都之一。南阳为光武帝刘秀的家乡，后被定为南都。洛阳、南阳、许昌作为帝都与帝乡，见证了汉魏之际的风云变幻。

第六展厅：帝国霸业——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581年）。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农业的进步，促进了庄园经济的发展，汉代各式各样的陶俑和建筑明器反映了庄园文化的丰富多彩。

三杨庄的汉代农庄，再现了躬耕于黄河岸边的汉代农人生活。手工业和科技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冶铁、造纸、纺织、制瓷以及医学、天文学等。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加强，中原地区成为世界的商贸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分裂割据，各民族的融合在频繁的战争与迁移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繁荣兴盛。诸多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反映了孝文帝南迁的史实，揭示了汉帝国形成以来的对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演进历程。

第七展厅：盛世华章——隋唐时期（公元581年～907年）。隋代南北统一，社会富足，奠定了大唐盛世之基。安阳张盛墓出土的文物品类丰富，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了隋代贵族官僚的生活场景。

‍‍‍‍‍‍洛阳作为隋唐王朝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既是大运河的中心枢纽，又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得四方辐辏，商贸经济十分繁荣。武则天对洛阳进行了较多的经营，使洛阳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地位居长安之上，是隋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另一中心。武则天金简及其他与武则天相关的遗迹，揭示了女皇与神都洛阳的密切关系。

第八展厅：盛世华章——隋唐时期（公元581年～907年）。唐代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富足，文化生活异彩纷呈。唐人创造的众多艺术品，凝聚了大唐包容、开放的时代精神，是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绚丽三彩器，是唐代的代表性器物，集中体现了唐代物质文化的富丽堂皇。相州窑、登封窑、段店窑、鹤壁窑等窑口烧制的釉色斑斓的各色瓷器，奠定了宋代瓷业高峰的基础。大量唐代的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等真实反映了气度雍容的唐人生活。

河南地区是隋唐时期道教和佛教的传播中心，留存了大量的佛塔、石碑、石刻造像等遗迹遗物，反映了隋唐宗教文化的兼容并蓄。

第九展厅：东京梦华—宋金元时期（公元960年～1368年）。北宋东京城，千余年前的国际化大都市，它发达的水系连接着内河航运，直通港口，驶向广袤的海上丝绸之路。清明上河图展现了东京城内的繁华场景，民众生活闲适，物质丰富，商品经济发达。

‍‍‍‍‍‍在重文轻武政策下，北宋社会文教兴盛，尤其是科举和书院的发展，给更多的下层人士开放了向社会上层转化的通道。理学在士大夫的推动下，成为在宋金元及以后朝代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思想。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宋金元时期的杂剧将传统的诗、歌、舞、乐、技综合运用于舞台，刻画寻常人物，表现市井风情。造型众多的杂剧戏曲雕砖俑表现了此时的乐戏新声。

第十展厅：东京梦华—宋金元时期（公元960年～1368年）。宋金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中原地区官窑兴盛，以汝瓷、钧瓷、张公巷瓷为代表，体现了宋代“大道至简”的审美情趣。民窑遍布，临汝窑、鹤壁集窑、当阳峪窑等民间窑口烧造出品类丰富的瓷器，白地黑花、印花、剔花、划花、刻花工艺的并存，趋向审美多元化，呈现了该时期陶瓷业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景象。

— 明清河南 —

明清两代，河南作为京畿南部门户，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明代伊始，河南即为封藩重地；清代设直隶省，所辖包括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明清两代，农业、手工业水平都已超过前代，商品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时的河南商路通达，既有万里茶道贯通南北，也有京杭运河辅助通道；漕运繁忙，会馆林立，沿河名镇，古韵犹在。

由于黄河河南段是中下游的分界点，明清时期，决溢频繁，黄河南北改道变迁，影响了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的长河，虽惊涛澎湃，波澜万丈，但依旧滋养延续着中华的文脉。

第一单元：鼎革相承——明清政治措施。1368年明朝建立后，便在河南设立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确定军事与法律制度，并分封诸王就藩河南，以加强王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采取移民垦荒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636年清朝建立，承袭明制，同时改革土地制度，缓和民族矛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二单元：漕舟竞驶——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明清时期，随着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河南仍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河南有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沟通与纽带作用十分显著，带动了商品交易市镇的繁荣，社会经济一度呈现繁荣局面。

第三单元：文脉绵长—明清河南文化。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成就显著。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河南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科学家、文学家、戏曲家及艺术家等，不但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

— 中原古代石刻艺术 —

石刻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圆雕，或浮雕，或刻文记事，或塑造形象，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中原大地，古代石刻艺术品浩如烟海。深沉雄大的汉代画像石刻，庄严肃穆的陵墓仪仗，琳琅满目的碑志刻石，无不凝聚着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特别是维妙维肖的佛国众相，留给人们无尽的艺术享受，显示了古代艺术家鬼斧神工的技艺和超凡的审美意趣。

第一部分：汉代画像石刻。汉代画像石刻，多为石阙、石室和陵墓上的装饰性建筑构件。汉代人以石作纸，以刀代笔，采用多种雕刻技法，刻出寓意深远、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河南汉代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南阳、商丘、郑州、许昌和浚县等地，画像内容不同，艺术风格各异。

第二部分：陵墓石雕。河南古代陵墓石雕多为古代帝王贵族墓前之仪仗，以石辟邪、石羊、石马、石狮、石天禄、石翁仲以及神道柱等为主，庄严肃穆，威武雄壮，时代自东汉至明清历代皆备。在艺术风格上，唐以前大刀阔斧，线条刚劲有力，气势粗犷而浪漫；宋以后作品细腻典雅，注重写实而内敛。

第三部分：墓志。古人刻碑铭志，以流芳后世的传统始自汉代，传至明清而不衰。河南出土墓志数以万计，以洛阳出土的北魏至唐代墓志最多，或歌功颂德、或撰志记事，为多种门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材料。古代墓志多为名人墨客书写，各种书体兼备，异彩纷呈，诠释着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第四部分：佛教造像。北魏迁都洛阳后，开窟造像之风盛行。北魏晚期的造像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和审美观点，造像呈现“秀骨清像”式“中原风格”。东魏至北齐的造像技法更加成熟，人物造型比例得当，情态表现开始趋向世俗化。唐代造像更加雍容壮阔、庄严深沉。宋以后的造像，注重人物的情感和神态的细腻刻画，呈现出完全世俗化的风貌。

— 巧工遗珍 —

“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荟萃了明清时期质地精良、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有漆器、玉器、珐琅器、牙雕、瓷器等。

明清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业的繁荣，直接影响和推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明清皇室设立了专门的制造管理机构，如明代的内廷作坊，清代的造办处，并在景德镇专设御窑厂。全国的能工巧匠荟萃于此，生产出大量质地精良、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

这些器物大部分供朝廷和皇室支配享用，是皇权的象征和身份的体现，保存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鉴赏价值，显示了古代匠师非凡的智慧和惊世技艺。

第一单元：漆器。明清时期，漆器工艺的发展达到顶峰。此时漆器用料考究，工艺繁缛，装饰富丽典雅。雕漆、填漆、镶嵌、彩绘、金漆等多种技法的运用，显示出独特的漆艺神韵。

第二单元：玩赏玉。明清时期，玉石原料充足，玩赏陈设类玉器的制作工艺水平达到极致，集阴线、阳线、平凸、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技法雕琢成各式动物、植物和其他器物造型，质地细腻，光泽莹润，有精巧玲珑之美，令人爱不释手。

第三单元：牙雕。明清两代，中国牙雕工艺经历了六七千年的发展，日臻成熟而达于鼎盛。明代牙雕以人物肖像见长，清代则以陈设品和文房用品为佳。乾隆以后流行刻缕染色象牙雕件，多采用写实手法，造型力求生动逼真。

第四单元：珐琅器。珐琅器在元代由西亚传入中国，经明宣德、景泰两朝的努力，工艺突飞猛进。其以金属为胎，施珐琅釉焙烧而成，因工艺技法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透明珐琅和画珐琅数种。器物色调鲜艳，格调秀雅。

第五单元：瓷器。明清时期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高峰。彩瓷的巨大发展是主要特点。它不仅运用了青、白瓷胎釉烧制工艺的全部优秀成果，而且借鉴了自西汉以来发展的低温色釉，在宋元制瓷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烧造出青花、斗彩、五彩、粉彩等色彩斑斓的瓷艺珍品，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 丹淅吉金 —

楚人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周成王时，熊绎立国于楚地，都丹阳（今河南淅川），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春秋时期，楚先后吞并汉淮之间四十余国，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败晋服郑，问鼎中原。雄厚的国力与多元的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丹淅流域是楚文化滥觞之地，楚人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展出的淅川东周楚墓青铜器，以其富丽纹饰和精湛工艺，展现了楚文化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魅力。

第一部分：食器——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先秦时期，食器作为礼器的主体，多用于宴飨、祭祀等场合。春秋中期，楚国青铜食器摆脱周式铜器传统的束缚，造型新颖，独具特色，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鼎类。

第二部分：酒器——为酒为醴，烝畀祖妣。饮酒礼是周代的宴飨和祭祀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器在礼器组合中不可或缺。春秋时期，楚国青铜酒器主要有方壶、圆壶、尊缶及盉等，以尊缶最具特色。

第三部分：水器——盥帨于下，有盘有匜。青铜水器主要用于礼仪活动中的盥洗仪式，以表恭敬和虔诚。大致可分为盛水器鉴、浴缶、承水器盘和注水器匜等。

第四部分：乐器——钟鼓锽锽，磬管锵锵。八音之中，以钟为首，尚乐之风，于楚为烈。春秋时，楚王有“九龙之钟”作为社稷之象征。楚国的王公贵族，也多以随葬编钟来显示其地位。

第五部分：兵器、车器、杂器——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楚国兵器铸造精良，杀伤力极强；车马配件更加完备，制作精美。先进的兵器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精良的造车技术为疆域的开拓、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 出彩中原 —

“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陈列”展现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河南人民跟随党的脚步，用坚定乐观的革命信仰、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以血与泪、歌与火铸就出中国革命道路中的河南功绩，彰显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河南情怀和风范。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河南这片红色沃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第一部分：打破旧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河南各阶层人民奋起抗争，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种种探索，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中原儿女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赴汤蹈火，至死不渝，以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铸就了一座座英雄丰碑。

第二部分：建设新家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河南这片镌刻着红色印记的沃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人民瞄准“崛起”谋发展，围绕“跨越”做文章，实现了由农业大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部分：走进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亿万中原儿女牢记使命嘱托，践行新发展理念，聚焦决胜全面小康，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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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贾湖骨笛 —

贾湖骨笛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长23.6厘米，于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M282号墓出土。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其研究成果在英国《自然》《古物》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成果被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

— 杜岭方鼎 —

杜岭方鼎所处年代为商代早期，通高87厘米，口长宽61厘米，耳高17厘米，足高25.5厘米，重约64.25千克，于1974年在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杜岭方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铜重器，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于人类的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杜岭方鼎是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河南出土有两尊青铜方鼎，大的被命名为“杜岭一号”，小的被命名为“杜岭二号”。“杜岭一号”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杜岭二号”被河南博物院收藏。

— 妇好鸮尊 —

妇好鸮尊所处时代为商代晚期，通高46.3厘米，口长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4厘米，重16千克，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宗庙遗址西南侧妇好墓出土。妇好鸮尊是妇好墓所出468件青铜器中的精品。它造型新颖，各部位纹饰和谐，头部羽纹动感尤烈，呈现出商文化刻意创新、追求完美的精神。

— 玉柄铁剑 —

玉柄铁剑所处时代为西周晚期，通长34.2厘米，柄长12.2厘米，剑身长22厘米，叶宽3.8厘米，玉剑茎最大直径1.8厘米，于1990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1号墓（虢季墓）出土。虢季墓是“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玉柄铜芯铁剑（即玉柄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 莲鹤方壶 —

莲鹤方壶所处时代为春秋时期，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于1923年在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莲鹤方壶的出土，证明早于孔子100多年，就已从“错彩镂金、雕缋满眼”中突出一个活泼、生动、自然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立的表现，把装饰、花纹、图案丢在脚下了。它从真实自然界取材，不但有跃跃欲动的龙和螭，而且还出现了植物：莲花瓣。表现了春秋之际造型艺术要从装饰艺术独立出来的倾向。尤其顶上站着一只展翅的仙鹤，象征着一个新的精神，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

— 云纹铜禁 —

云纹铜禁所处时代为春秋时期，纵长131厘米，横长67.6厘米，高28.8厘米，身宽46厘米，重94.2千克，于1978年在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云纹铜禁，庄严瑰丽，造型奇妙，铸艺巧夺天工，霸气自然天成，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此禁整体用失蜡法铸就。

文献所见中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在唐代初年——《唐会要》说，高祖武德年间铸造开元通宝，用的就是失蜡法。因失蜡法文献所见较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1100年——此禁铸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52年。墓主子庚是年而卒。由此，学界认为失蜡法铸造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相当成熟。它不是舶来品，是中国固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

— 四神云气图壁画 —

四神云气图壁画所处时代为西汉早期，长5.14米，宽3.27米，于1987年在河南省商丘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出土。四神云气图的出土，显示了中国神仙世界关于莲花的“联想”，比佛家更为大气磅礴；中国神仙世界里的莲花，与释迦牟尼一步一莲的传说相比，一则落到了实处，二则更大胆、更浪漫。在四神云气图中，仙鹤演化为朱雀，荷花、云朵是升仙媒介，它们与青龙、白虎、玉璧、灵芝、怪兽等，共同构建起西汉初年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四神云气图是中国神仙世界集大成者，更是西汉初年中国神仙思想的一部史诗。

— 武则天金简 —

武则天金简所处时代为唐代，长36.2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重223.5克，于1982年在河南省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出土。这一稀世国宝的发现，不仅是研究女皇武则天崇仙仰道思想的直接物证，也是研究武周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宝贵资料。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

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所处时代为北宋，高19.5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8.2厘米，于1987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村出土。“天下名瓷，汝窑为魁。”在北宋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不但河南独占其三，而且汝窑位居魁首。汝官窑系御用窑，烧造时间极短，只在北宋晚期烧了大约20年。之后，汝窑消失，技术失传。文献记载：汝窑有“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称。

天蓝釉的形成，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窑位与火候恰臻妙处，因此成品率极低，传世极少。中国一共发现汝官窑传世天蓝釉器物4件；而在汝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天蓝釉作品，独此一件。在5件天蓝釉作品中，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不但是唯一一件经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所得的器物，而且是唯一一件刻花作品，稀世难得。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河南博物院、郑州发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