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华汉字文化的科普中心、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文字博物馆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总占地143亩，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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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中国文字博物馆主题建筑分两部分，一个是前面的字坊，一个是后面的场馆。字坊是一个大大的金色“字”字，字体取甲骨文、金文中“字”之形。

字坊和场馆之间是一个宽阔的广场通道，广场两侧分布着由28片铜质甲骨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代表着28星宿，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主建筑造型如同象形文字的“墉”字，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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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

— 序厅 —

博物馆的序厅共由四面巨型的浮雕组成。北面浮雕展现的是中国文字载体的发展史。最上面是史前陶文，往下依次是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最下方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兰亭集序》，反映了汉字从陶器刻画、甲骨契刻到铸于铜、勒于石，最终发展到书写于纸张的历程。

东面浮雕展现了汉字书体的演变，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史的缩影。南面浮雕展现的是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在中间位置有一块牛肩胛骨，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西面浮雕集中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字，有蒙文、藏文、维文、壮文等一些比较典型的少数民族吉祥语，还有一些现在不再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 中国文字发展史 —

汉字的起源在中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古代神话传说即仓颉造字，另一种是关于文字起源的科学描述。右侧展示的是仓颉像。他长有四只眼睛，具备超出常人的观察能力，奉黄帝之命创造文字。

仓颉看到鸟、兽的蹄印各不相同，受到启发创造出许多象形文字流传人间。事实上，仓颉造字只是神话传说，他是否存在，学界尚有争论。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商代晚期的文字遗存。实际上，在早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甲骨上刻字的现象。

安阳殷墟是商代中晚期的首都，先后有12位商王在这里生活，所以留下了很多的甲骨片。

商王或者其御用神职人员（即贞人）在占卜时，一边用燃烧的木炭灼烧甲骨背面的“钻凿”处，一边祷告所卜之事。灼烧完后，根据正面所呈现的兆象来判断吉凶。

占卜完成后，商人会把占卜的重要环节刻在骨片上，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看到的甲骨文。甲骨刻辞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农业、田猎、天象等方方面面，为后人了解商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金文指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是和甲骨文同样重要的一种先秦文字。金文的出现大约是从商朝开始的，经历西周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

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划方折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笔划圆转，字形变化更加多样，反映了秦始皇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到了西周时期，金文的形体略承商代金文之风，铭文数量开始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

文字的记录和传承需要有载体，除甲骨和青铜器之外，先秦时期的文字载体还有简牍、帛、陶器、玉石器、玺、印、钱币等。

简牍指的是古人写字用的竹片和木版，简牍在纸张发明之前是传播和承载中国文化的主要工具。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这种书写载体。

《尚书》中记载了：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甲骨文中的“册”、“典”二字也从侧面证明了商代简牍的存在。“册”像用两根绳子把竹简编联成篇的样子，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加上双手，表示被供奉起来的非常重要的书籍。

陶文是指刻画、钤印、书写在陶器的文字。字数一般比较少，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吉祥语和时间等。此类文字最大的特点是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很密切。

玺和印是人们用来昭明信用的凭证。玺印最早出现在商代，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普遍使用。战国玺印以铜为主，其次有玉，也有银质、玛瑙、石质、陶质，但数量很少。目前未发现先秦的金质玺印。

玺印按照印文内容可以分为官印、私印、成语印和图像印。战国玺印没有固定的形制，印面多为正方形、长方形、条形、圆形等。春秋以前的古玺实例不多，今天所说的“古玺”，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印章大都称“玺”，秦朝规定只有皇帝使用的印章才能称为“玺”，其余的称“印”。

先秦时期玉石器也是一种文字载体，其中盟书最具代表性。盟书又叫载书，是记载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多为玉石薄片制成。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社会动荡，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互相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通常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用于存档，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鬼，不得反悔。

先秦时期的货币，形式非常丰富，有刀币、布币、圜钱、金版等。先秦货币文字，是指铸刻在先秦货币上的文字，字数较少，多为地名和数量。先秦钱币文字既保留着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遗风，又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实用书体。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纷繁复杂，形成了齐、燕、晋、楚、秦五大文字体系。除了秦系文字较多地继承了商周文字的特点外，其他四种体系的文字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以统一文字势在必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他命令李斯、赵高和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以后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

隶书在汉代进一步发展，它的整体结构是方形，字体略显扁平。形成了由图画向笔画转变的新型汉字。

两汉四百余年间，书体由籀篆变为隶书，由隶书变为章草、楷书、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

汉魏时期汉字字体的不断变化，为中国汉字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汉代是简帛使用的鼎盛时代，这个时期的简帛发现不仅地域广阔，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字体多样，充分反映了隶书已从秦隶中规范出自己的构型规律，形成了成熟的隶书风范，同时也反映了汉字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汉字研究始于许慎。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他自幼喜好书法，尤其善于小篆，在习字之余，对古字的由来产生极大兴趣。于是潜心研究古字，终于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著作。

《说文解字》共15卷共收入9353个字，以小篆为字头，分析字形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立为540部，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许慎还在书中将流传已久的“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做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揭示了汉字的造字规律。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数量大，字形多，读音乱，这给现代汉字教育和国家政策、法律通行都带来极大不便，所以亟待实行汉字标准化。陆费逵、钱玄同、瞿秋白等人都提出过汉字改革的建议。改革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方便汉字能够被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

— 民族文字 —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从远古到19世纪末，中华大地上出现过近40种少数民族文字。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时间、使用范围和改进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古代民族文字、传统民族文字、新创与改进民族文字等类别。

古代民族文字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或从域外传入的民族文字。这些文字曾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后因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群体分化融合或语言转用等而停止使用并逐渐消失。最早创制和传入中国的民族文字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较晚创制的则有16世纪的满文。

传统民族文字是指历史上形成并沿用至今的少数民族文字。其中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通用于本民族地区，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具有正式官方文字的法律地位，是中国社会使用最充分最广泛的少数民族文字。

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帮助创制和改进了部分少数民族文字。这些民族文字共有17种，包括新创的壮文、布依文、羌文等。这些新创文字有三个共性的特征，第一，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第二，他们都是以本民族的某个地区的方言为参照创制的。比如：壮文是以壮族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第三，加入能代表本民族特有发音的符号和声调。

中国民族文字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本民族的语言，传承着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它们和汉字一起，组成中华文字大家庭，共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 印刷术到信息化 —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发展阶段。它的发明，使手工抄写变为机械复制，开启了书籍复制的新方式，降低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成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世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现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问世，启动了中国印刷术的又一次革命，使汉字抛开了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走向计算机与激光时代，推动整个中文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汉字输入技术的成功研制，使古老的汉字获得了新生，为中国进入信息时代打开了大门。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进了雕版印刷的这些缺点。

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在吸收中国活字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铅合金活字。19 世纪初期，铅活字排版技术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印刷工作者积极吸收这一技术，并按照汉字的特点设计制造了各种字体的铅活字字模。初期刻制的活字字模字体几乎都是宋体，之后才陆续出现了楷体、仿宋体和黑体。

“用键盘写中国字”是许多人的梦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发现利用汉字字形、字音方面的信息特征，用键盘输入汉字是可行的。

70年代末，国家先后组织制定了有关汉字信息处理的一系列国家标准和规范，使汉字编码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汉字键盘输入系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后的30年间，各种汉字编码程序相继面世。

在这众多研究键盘输入汉字的学者中我们不得不提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五笔字型完全依据笔画和字形特征对汉字进行编码，方便快捷。因此，王永民先生也被誉为“当代毕昇”。

汉字已经实现了进入计算机，当汉字键盘输入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字进入计算机奠定了技术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语、维吾尔语等传统语言的文字信息化取得较大发展。

— 一片甲骨惊天下 —

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并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这里迄今已发现约13万片刻辞甲骨，记录了商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科学等，为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清朝末年，位于安阳老城之外的小屯村还是一片农田，村民在地里耕种时，经常能从泥土中刨出一些碎骨片，被人们当作中药材“龙骨”卖到药店。直到1899年，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买药时，发现中药“龙骨”上有些奇怪的刻划符号。经仔细研究后，王懿荣确定这些刻画符号是商代人使用的文字。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因而被称为甲骨文。王懿荣先生也因此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1928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为全面深入解读殷商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不同阶段都有为甲骨学研究做出突出成绩的学者，首屈一指的当属“甲骨四堂”。

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早期重要的甲骨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证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确定小屯村即为商代晚期都城。一个人释读出甲骨文字561个，征集甲骨30000余片，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等多种著录书。

 

王国维（1877-1927 ），号观堂。近代中国国学大师。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甲骨文中罗列出了商王朝的王位世系,证明了《史记》所记商朝历史的可信度。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是甲骨文科学发掘的倡导者和主持者。他写的《甲骨断代研究例》，将殷墟甲骨分为五期。他还写过《殷历谱》一书，对商代的天文历法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郭沫若（1892-1878），字鼎堂（一号尚武），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他利用甲骨材料研究商代历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甲骨文的影响广泛，覆盖了亚洲和欧美地区，时间上延及当代。经过学者的整理研究，在已发现的4500个甲骨文单字中，与后世字书中有明确对应关系的字目约1500个，这些字在字典中被作为汉字演变的源头而收录其中。例如：“吉”“人”“天”“相”等单字。

从甲骨文到今天使用的汉字，尽管在形体、读音和字义上发生了变化，但其演变脉络清晰，承继关系明显，可见二者实属一脉，甲骨文就是现代汉字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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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息鼎 —

商“息”铜鼎，1979年出土于河南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通高26.7厘米，口径17.63厘米，腹深8.6厘米，为一级文物。该鼎造型为鬲鼎，侈口，宽沿方唇，口沿上一对立耳，鼓腹分档，三柱足。整个器物全身饰云雷纹填地的兽面纹，两侧有倒置的夔龙纹。造型精美，兽面威严，夔龙活泼，是商代晚期精美器物。

“息”是一个古代的诸侯国。但关于息国的历史，除了古代美女“息夫人”的传奇故事和息侯伐郑自取其辱的故事之外，知之甚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河南罗山县莽张镇境内发掘了25座商周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礼器和玉器，其中带“息”字铭文的有29件，如乙息觚、息伯卣、息戈、息爵等等，并在一座墓葬中出土了象征国家权力的重器“息”鼎，从而断定这里为息国墓地，曾属于商代息国的势力范围，为研究商代“息”族和“息”国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 贾伯壶 —

贾伯壶整体线条流畅优美，纹饰华丽，连盖通高48厘米，身高40.5厘米，腹径30厘米。壶横切面为圆角方形。壶身平口，鼓腹，上有田字形扉棱，腹身平滑。壶颈两侧附有龙形兽首环耳，颈部铸有一周回首垂冠凤鸟纹。壶盖敛口为子口捉手器。盖束腰处顶部外有S型双龙纹，周边环绕雕饰无目切曲纹。器型完整，造型、花纹粗犷，壶耳造型别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 子游碑 —

又名“子游残石”，碑现残长56厘米，宽45厘米，厚17厘米。其碑，汉元初二年（115）六月刻，隶书。碑断为二，上截存93字，称《贤良方正》，下截存78字，称《子游残石》。

此碑下截首行有“允字子游”等字，故称《子游残石》，于清嘉庆三年（1798）四月出土于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移至孔庙。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后又移置洛阳存古阁。

《贤良方正》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此碑为上截，亦因首行有“贤良方正”等字而得名。出土后不久，被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收藏此原石，王竹林后被天津锄奸团所刺杀，成为民国七大案件之一。此石今藏天津博物馆。

— “降亭”陶釜 —

战国时期三晋“降亭”陶釜，口径20.2厘米，高13.1厘米。陶釜，古代陶制炊器。敛口、圆唇、圜底，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以前晋国都城在何处是个未解之谜，但考古发掘时翼城苇沟到北寿城之间的古城址中出土了一些战国时期的陶釜，上有戳印文字“降亭”二字。古“降”与“绛”字相通，“绛”是地名，春秋时为晋都。该陶釜为证明此城就是晋国都城“绛”提供了一条证据。

— 温县盟书 —

温县盟书是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出土的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多在圭形石片上用毛笔黑墨写成。武德镇西张计村为一处古代盟誓遗址，1930～1942年间曾多次出土这种圭形石片，大多流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藏11件。

由于出土地旧属沁阳县，曾被称为“沁阳玉简”或“沁阳载书”（“盟书”亦称“载书”）。该地春秋时期为“州邑”。赵、魏、韩三家势力发展后，“州邑”主要属于韩氏领有。因此，发掘者认为，温县盟书的主盟人应为韩氏宗主。温县盟书的内容与侯马盟书相似，而数量是侯马盟书的一倍以上，全部资料整理发表后将进一步推动对古代盟誓制度及晋国历史的研究。该文物即为其中部分。

— 卜甲 —

古代占卜用的龟甲，多用龟腹甲，也有用背甲的。先钻凿、再火灼。据灼烧之裂纹推测吉凶，决定行止。刻上卜辞、验辞等内容。现见卜甲多出土于殷墟，郑州商代遗址、周原西周遗址中也有发现。该文物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秋在殷墟花园庄村东H3发掘的。该甲骨坑距花园庄村100余米，坑口距地表1.2米，近长方形。坑长2米、宽1米、深2.5米，保存完整。坑中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为689片，以大片和完整的居多。这是继1936年小屯村东北地YH127坑甲骨、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备受学术界关注，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 佉卢文简牍 —

3-4世纪佉卢文简牍，长17.5厘米，宽18.9厘米，矩形，残破。正面有封泥槽和三道系扎绳操，背面有六行墨书佉卢文文字，文字自右向左横书。

佉卢文字是一种音节字母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原文为Kharosthi，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1-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

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该文物为3-4世纪简牍。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融媒、国家文物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