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166号，始建于1958年，是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馆舍占地面积5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

荆州博物馆藏品19.6万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17950件/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614件/套，二级文物1259件/套，三级文物16077件/套。

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以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物、东周时期文物、秦汉时期文物为大宗。其中以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和陶塑动物、楚和汉的漆木器、丝织品最具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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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荆州博物馆的馆舍由古建筑开元观和新建的陈列楼、珍宝馆、办公楼等组成，是一个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群。馆内设有考古、陈列、文物保管与保护等部门，以发掘、研究、展览江汉地区古代文物为主要业务工作。

荆州博物馆目前开设8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基本陈列，系统展示荆州历史文化和文物精品。

陈列大楼有展览《漫天星斗月同辉——江汉平原原始文化展》《吉金耀彩——荆州出土铜器展》《楚玉撷英——荆州出土玉器展》《书于竹木——荆州出土简牍展》《陶苑奇珍——荆州出土古代瓷器展》。珍品馆有展览《五大夫遂——凤凰山168号汉墓展》《丹漆神韵——楚秦汉漆器精品展》。除此之外，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观还有《开元观历史文化陈列》。

— 开元观 —

开元观位于荆州古城西门内，主体建筑由山门、雷祖殿、三清殿、祖师殿构成，是一组自成体系、保存较完整的道教建筑。开元观坐北朝南，“一门三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占地约5000平方米。

开元观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之间），南宋绍兴五年（1135）迁移至现址重建，后经历代修葺，主体建筑和格局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两朝重建。

2006年，开元观与玄妙观、太晖观（合称“荆州三观”）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观是荆州道教文化兴盛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工艺价值，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荆州博物馆配合开元观环境整治项目，对开元观中轴线甬道及其附属建筑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了开元观内中轴线甬道、两侧墙基及相关历史遗迹，出土了少量文物。

“开元观历史文化陈列”主要介绍开元观的历史沿革与建筑布局，展出开元观建筑构件、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馆藏道教文物，让观众对开元观的历史文化以及荆州道教的发展有一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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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

— 漫天星斗月同辉 —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与汉水之交，其西为鄂西山地，北部和东部分别为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生息、聚居之地。

二十世纪以来，这里先后发现的长阳人、郧阳猿人和荆州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大致勾画出先民由山地走向平原的发展历程。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江汉平原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到距今4000年左右步入青铜时代，在长达6000年以上的历史中，江汉平原先后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这六种文化代表了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演绎了江汉地区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

鸡公山遗址（距今约 6～4.3万年）是江汉平原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址，是中国迄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199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江汉平原同样类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有京山五三农场、荆州太湖砖瓦厂和沙市凤凰山等遗址。

城背溪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前）是江汉平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是在长江西陵峡的东侧及与江汉平原的接合部，目前已发现遗址20余处，如宜都城背溪、枝江青龙山、秭归柳林溪、秭归朝天嘴、宜昌路家河等，其中松滋关洲遗址就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城背溪文化遗址。

大溪文化（距今约7500～6000年前）以首先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命名。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峡江地区、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其中江汉平原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宜都红花套、松滋桂花树、枝江关庙山、宜昌伍相庙、清水滩、中堡岛、白狮湾、杨家湾、秭归龚家大沟、荆州毛家山、朱家台、阴湘城等。

油子岭文化（距今约5900～5100年前）是分布在汉水东部京山、天门和钟祥一带的原始土著文化，它拥有独特的陶器群、鲜明的纹饰风格和特殊的埋葬习俗，发掘的代表遗址有京山油子岭、天门谭家岭和龙嘴遗址。

油子岭遗址位于京山县钱场镇钱场村，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米，1985年，荆州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有鼎、彩陶碗、彩陶杯、圈足罐、高领罐、曲腹杯、器座等。在京山屈家岭、天门谭家岭和龙嘴遗址也发现了类似遗存。

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年）以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命名。其分布的中心区域在汉水中下游，分布范围，向北到达豫西南伏牛山南麓，向南已越过长江，到达湘北洞庭湖周围，向西到达三峡地区及川东的巫山一带，东部已到达鄂东的黄陂、鄂州、蕲春一线。

屈家岭文化是在油子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文化走向繁荣以后，曾经盛极一时，首先统一了江汉地区，并且大举进入中原，迫近关中地区，其势锐不可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写下辉煌的篇章。在这迅猛的扩张大潮中，屈家岭文化先民向西推进，取代了大溪文化。

石家河文化（距今约500~4200年）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心区域在江汉平原中北部天门石家河及其邻近地区，其分布范围向北达南阳盆地，东北以桐柏山和大别山为界，东部则以麻城、黄冈、鄂城、大冶一线为界，东南部以幕阜山、九宫山为界，南部到达洞庭湖北岸和西岸，西部则以西陵峡的西部为界。

后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江汉平原，分布范围向西达西陵峡峡区，西北至丹江下游的豫西南，向北到南阳盆地，东部到鄂东，南部到达洞庭湖北岸。此时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断，原有的古城网络体系崩溃，出现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涌现，也出现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此时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已被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从而开始更高层级的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新进程。

— 五大夫遂 —

五大夫遂（约公元前227-167年），出生于秦治楚都故地，青少年生活在秦，成年后从政于汉，去世后下葬凤凰山。1975年，在荆州首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田野考古——纪南城考古勘探和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楚故都纪南城内东南部发掘了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保存完好的男尸和500余件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出土简牍和玉印文字，得知墓主人名“遂”。本单元展出的随葬品，既是五大夫遂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是“文景之治”时期物阜民丰的生动写照。

古人讲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五大夫遂去世后，依礼制、按爵级、仿生前进行殓葬，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三年五月庚辰（公元前167年5月13日）。根据汉代丧葬礼仪、出土竹简遣册，参考其他同等级汉墓情况，五大夫遂下葬时应有丝织品层层包裹，但由于墓葬的保存环境，这些丝织品大多腐朽，仅存衣、裙、鞋、袜等麻织品及纱帽，但已足窥一斑。随葬28件男奴、18件女婢俑以及车、船、马、牛等明器，阵容庞大，栩栩如生，也是五大夫遂生前出行场景的反映。

凤凰山位于荆州古城以北约5公里的楚故都纪南城内东南部，是东北至西南走向平缓岗地，高出周围地面近10米，也是楚都纪南城内唯一的一处岗地。

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顷襄王北迁，楚都纪南城废弃。秦汉时期，南郡、江陵县的治所移到纪南城东南约2.6公里的郢城，凤凰山成为当时的墓地。

经过科学、详细的考古勘探，凤凰山墓地分布着秦汉时期墓葬190余座，五大夫遂的墓葬——凤凰山168号汉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也是五大夫遂魂归之所。

— 丹漆神韵 —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荆州发掘了近万座楚秦汉墓葬，出土了逾万件饱水漆器，荆州博物馆也因此成为馆藏楚秦汉饱水漆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丹漆神韵——楚秦汉漆器精品展”精选经过科学脱水保护的170件/套荆州出土楚秦汉漆器文物珍品。这些漆器保存完好，种类众多，工艺精湛，造型独特，色泽鲜艳，装饰华美，是中国古代漆器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

— 吉金耀彩 —

中国自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青铜文化，到商朝达到了高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敬鬼神，重淫祀”，祭祀活动多使用酒器。

商代早、中期青铜器胎质轻薄、铸造粗糙、纹饰简洁、器型单一，晚期则胎体厚重、制作精细、纹饰繁缛、器类多样，“重酒”的制度臻于完善，兽面纹发达，使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显得既庄严肃穆又具神秘灵气。

西周礼制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成熟完备，是统治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青铜礼器，被广泛地使用在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宴享、婚冠等礼仪活动中，按其用途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

西周早期达到了青铜器文明的顶峰，中期以后逐渐转型，形成了“重食”的礼制，列鼎制度完善，兽面纹减少，带状纹增多，纹饰趋于简化。此时，江汉平原诸国以西周礼制为尊，自身的青铜文化特色尚不鲜明。

春秋早期青铜器延续了西周晚期的风格，随着“礼崩乐坏”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室和王臣之器急剧减少，列国诸侯与卿大夫之器增多，区域特征明显，雄踞江汉平原的楚国开始创造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物组合多为鼎、簠、盏、盘、匜，纹饰繁缛，流行蟠螭纹、蟠虺纹等。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中国南方的楚国青铜器等级差别有序、种类丰富、器形多样、纹饰华美、制作精细、工艺发达，与中原及其它地区的青铜器交相辉映，创造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继商末周初之后的又一个顶峰。

铁器在汉代普遍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漆木器、陶瓷器兴盛，逐渐取代了铜器的主导地位。汉代铜器沿袭秦代简洁实用之传统，生活日用器丰富，尤以鼎、壶、镜居多，器型小巧，贵族铜器仍不失精致华美，颇具先楚遗韵。

— 楚玉撷英 —

荆州地处楚国中心，是楚国都城纪南城所在地。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楚国王室和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不乏玉器珍品。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随着熊家冢等楚国陵园以及一些高等级贵族墓的发掘，大批玉器出土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此外秦汉墓中也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玉器。

“楚玉撷英—荆州出土玉器展”展出玉器的年代，主要为战国时期，少数早到春秋中晚期，个别的或可晚到汉初。观赏这些玉器，不仅能够感受到楚人玉文化的精深奇妙，而且可以看到多种玉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加深对中国古代玉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 书于竹木 —

荆州的古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战国、秦代、西汉时期的简牍，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数学、历法、医学、巫术、丧葬等多个领域。这里选取的简牍，展示的是历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简牍资料的代表篇章。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各诸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楚国使用的文字自成一系，称为“楚系文字”，因其笔势勾曲、首粗尾细形似蝌蚪，称之为“蝌蚪文”。

在楚纪南故城周边分布有各类楚墓上万座，有的楚墓内随葬有竹简。荆州出土的战国楚简数量较多、内容丰富。

展览选取天星观、望山桥、江陵砖瓦厂、夏家台等墓地出土的战国楚简，包括卜筮祭祷、遣策、司法文书和日书。出土的战国楚简，不仅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是研究和了解楚国精神信仰、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

秦代统一东方六国文字，称为“书同文”。通过考古发现，大量的秦简牍文字主要使用的是“隶书”，而被称为“小篆”的字体主要用于诏版、刻石等庄重的场合。

“隶书”是一种较为简化的字体，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化“连笔”为“断笔”。书写时相对快捷、便利，与秦政务繁多、书写量大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因而在出土秦简文字中“秦隶”也较为普遍。

展览展示的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的竹简，墓主为南郡的一个“小吏”，通过竹简可以走近和了解秦时的社会生活。

荆州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中，西汉简牍数量最多。在凤凰山、张家山、谢家桥、高台、印台和胡家草场等西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数量达上万枚。

西汉简牍的常用字体也是隶书，但与秦代简牍中的隶书稍有差异，其字形更趋方正。为了区别两者，古文字学也称秦代的隶书为“秦隶”，而称汉代的隶书为“汉隶”。

— 陶苑奇珍 —

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出现了青瓷器，也称“原始瓷”。至西汉时期，部分青瓷的烧制技术已经开始摆脱原始状态。

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在东汉，至隋唐、五代逐渐成熟。宋代是制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涌现出定、汝、官、哥、均等名窑。元代青花、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宣德、成化青花制品脱颖而出。清代粉彩、斗彩瓷器，风格古雅华丽、美妙绝伦。

荆州自汉、晋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方经济重镇之一。因此，地下埋藏了十分丰富的古代瓷器，其中一部分堪称瓷器精品。

“陶苑奇珍—荆州出土古代瓷器展”展出荆州地区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各历史时期瓷器精品，其中以两晋、唐宋、元明时期古遗址、古墓葬出土的瓷器为主，呈现出器类繁多、器形丰富的特点，能较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荆州作为我国古代南方政治、军事、经济重镇，一直延续着其昌盛与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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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荆”纹陶罐 —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 “荆”纹陶罐，邓家湾遗址出土。夹砂黄褐陶，直颈，鼓腹，圜底内凹。器身饰篮纹，肩部刻划一符号，据研究可能是“荆”字雏形。

— 玉头人像 —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头人像，肖家屋脊遗址出土。沟通天地人神，弥足珍贵，是文明重要标志之一。

— 玉飞鹰 —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玉飞鹰，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质温润，造型灵动，圆雕细腻，巧夺天工，弥足珍贵。

— 牺首栖鸟兽面纹铜尊 —

商代牺首栖鸟兽面纹铜尊，庙兴遗址出土，礼器。形体厚重，肩饰牺首栖鸟，肩、腹、足饰云雷、夔龙、饕餮纹。

— 虎形铜尊 —

西周虎形铜尊，江北农场出土。尊是商周时期盛行的容酒礼器。此尊为牺尊，以虎为造型。尊腹中空，口部有一孔，与腹相通。背上有一盖，钮为一只飞鸟，极为特殊。颈背有一道竖起鬃毛，身、颈、尾部都有大小不一的双线成单线虎斑纹。四足膀部为涡纹，虎头一双大眼，张口呲牙，非常凶猛。足似象足，虎耳内和四足内均残留红沙泥芯。尾、鬃、右耳均有补痕。但器物无使用痕迹，铸纹未打磨，腹底平，有浅阳纹网纹。

— 人执龙形玉佩 —

战国人执龙形玉佩，院墙湾一号楚墓出土。由一人、二龙、二凤组成。人着网格纹右衽深衣居中，头顶圆形璧，双臂张开各执一龙。二龙相对，龙身虬曲，龙背各栖一凤鸟。造型独特，寓意深刻，浑然天成，巧夺天工。

— 玉覆面 —

战国玉覆面，秦家山二号墓出土。整块玉雕呈人面形，制作独特，工艺精湛，极其罕见。

— 组玉佩 —

战国组玉佩，冯家冢墓地出土，由多件不同种类如璧、环、管、玦、璜、珩、佩、珠等穿缀在一起的玉器组合。《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中的“杂佩”即组玉佩。与身份、君子、淑性、美德相关。

— 铜升鼎 —

战国铜升鼎，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平折沿，口微敛，两长方形立耳外撇弧度较大，近平，器身中部束腰，束腰处有一周圆形凸棱，腹部较浅，附有四个精致的爬兽，平底，下接三个兽面蹄足。器物耳部、口沿、束腰凸棱及凸棱以上的器身满饰细密繁缛的蟠螭纹，耳部仅背面无纹饰。凸棱以下的器身满饰蟠虺纹。该器物外底附有较厚的烟炱，器底还可见清晰的铸范痕迹。器物制作精致，装饰繁缛。出土时内附铜匕一件。

— 铜编钟 —

战国铜编钟，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礼器，大型悬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宴飱。由钮钟、镈钟编排成序列，形成音律齐全、音域宽广的音阶，体现楚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对音乐的美妙理解。

— 连发铜木弩 —

战国连发铜木弩，秦家咀墓地出土，远射兵器。由木制矢匣（双射孔，储矢20支）、铜质机体组成，双矢并射，连发。机关复杂，设计精巧，杀伤力强，被誉为“手枪鼻祖”。

— “兵闢太岁”铜戈 —

战国“兵闢太岁”铜戈，车桥墓地出土，礼器。内两面阴刻异兽和铭文“兵、闢”、“太、岁”，援两面浅浮雕太岁（木星）神像，寓意用兵不冒犯太岁神，反映古人朴素的军事思想。

— “越王州句”铜剑 —

战国“越王州句”铜剑，藤店一号楚墓出土。圆首，圆茎实心。剑茎上满缠丝绳，有两道带纹饰的圆箍，茎靠首端用木片包夹呈圆形。剑身无纹饰，一面近格处有两行八字错金鸟篆铭文“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佥（剑）”。刃锋锐利，光泽如新。越王州勾是越王勾践之重孙，在位共计37年之久（公元前448～前412年）。

— 漆木彩绘蟾座凤鸟羽人 —

战国漆木彩绘蟾座凤鸟羽人，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羽人是楚地巫风最盛时代最具创意的木雕作品。由上部羽人、中部凤鸟和下部蟾蜍状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羽人为人鸟合体，立于凤鸟之上，造型奇特，形象优美，制作精致。羽人被当作天上的神灵，蟾蜍代表月亮之精，凤鸟是飞翔于天地之间的神鸟，羽人又是变化莫测的神人，三者合一，寄托楚人遨游九天，羽化成仙的愿望。

— 漆木彩绘凤鸟莲花盖豆 —

战国漆木彩绘凤鸟莲花盖豆，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该器物同时使用了三种雕刻手法，豆盘的莲花为浮雕，凤鸟柄为圆雕，蛇形豆座为透雕。豆盘为盛开的莲花状，豆柄为一只羽毛鲜艳的凤鸟，底座为一条盘旋的蛇。凤鸟曲颈昂首，喙衔莲花；展翅蹬足，爪攫蟠蛇。此器物造型极富动感，构思精巧，举世无双。

— 漆木彩绘虎座凤鸟悬鼓 —

战国漆木彩绘虎座凤鸟悬鼓，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虎座凤鸟悬鼓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乐器。全器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站立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鸣凤，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悬挂一面大鼓。通体用红、黄等色绘虎的斑纹和凤的羽毛。造型别致优美。

— 漆木彩绘双头镇墓兽 —

战国漆木彩绘双头镇墓兽，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镇墓兽头插鹿角，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是经过夸张或组合而成的形象，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镇墓兽这种虚构动物的造像方法，有许多研究者经过研究推测为是将多种动物的某些器官相互拼合而构成的。

— 漆木彩绘双头镇墓兽 —

战国漆木彩绘双头镇墓兽，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镇墓兽头插鹿角，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是经过夸张或组合而成的形象，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镇墓兽这种虚构动物的造像方法，有许多研究者经过研究推测为是将多种动物的某些器官相互拼合而构成的。

—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

战国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出土于具有中国“古代丝绸宝库”之称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揭取时是处于第七层，袍面为凤鸟花卉纹绣，线黄绢绣地。绘黑稿。图案作长条形，由怪鸟和花枝组成，对角布置。怪鸟张翅作站立状，长颈大腹，头号有四束花冠，垂于左右两边。三束花缨，垂于怪鸟一侧。其凤鸟菱形纹锦、大菱形纹锦、田猎纹绦、龙凤纹绦以及袍面的凤鸟花卉纹绣，构图内容丰富，织造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楚国的纺织技术、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 张家山汉简 —

西汉初期张家山汉简，张家山西汉墓出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2366枚竹简内容主要有《二年律令》（共27种法律和1种具体管理关塞的制度《津关令》）、《奏谳书》（议罪案22例汇编）、《盖庐》（吴王阖闾与伍子胥问答之兵家著作）、《脉书》（记载人体疾病及脉数等的医学著作）、《引书》（综合引导、养身、治病的著作）、《算数书》（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数学题集，共69个章题，由题文、答案、解法构成，包括分数性质、四则运算、比例、盈不足、体积、面积等，较我国古代最早的数学集成著作《九章算术》早300余年），内容非常丰富，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对研究西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具有极高的价值。

— 漆木彩绘三鱼纹耳杯 —

西汉初期漆木彩绘三鱼纹耳杯，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窄长圆弧形耳。全器髹黑漆为地，用金、黄、红色在耳及口沿描波折纹、圆圈纹、凤鸟纹，在内底中央描绘四叶纹，其周围环绕三条首尾相逐、口衔草叶、栩栩如生的鱼，是西汉早期漆画艺术中的珍品。

— 湘献王与王妃鎏金木“谥宝”“谥册” —

明代洪武三十五年（1402）湘献王与王妃鎏金木“谥宝”“谥册”，湘献王墓出土。湘献王谥宝通体鎏金，印面雕篆书“湘献王宝”。王与王妃谥册为木板鎏金，正面刻楷书文字，简要记载明成祖朱棣哀悼湘献王及王妃，为其平反昭雪，并赐以褒谥。

— 釉里红凤舞缠枝菊花纹盖罐 —

元代釉里红凤舞缠枝菊花纹盖罐，荆州砖瓦厂出土。桃钮帽形盖，直口溜肩鼓腹，最大径在腹部，平底，腹中有一周明显的接痕，內施一层较薄影青色釉，器表施较厚一层釉，盖内及器底未施釉，器表主体纹饰为釉里红彩，大部分颜色较鲜艳，但局部纹饰有些发青发灰；主体纹饰为缠枝菊花凤鸟纹；在缠莲的菊花从中有两只对称的凤鸟呈展翅欲飞状，上下陪衬纹为一周变体莲瓣纹。胎质细密洁白，釉面莹润，纹饰精美，色彩鲜艳，工艺极难，极其罕见，可谓凤毛麟角之珍品。

— 青瓷荷叶盖罐 —

南宋青瓷荷叶盖罐，新桥村墓地出土。器物由盖与器身组成，盖面平弧，顶面有一个桥形钮，周边作荷叶状。直口束颈，鼓腹下收，器物外表光洁无纹，通体施梅子青釉，胎质细密洁白，釉面细腻光泽，青釉质如莹玉。

— 刘墉行书横幅 —

清代刘墉行书横幅。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逝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荆州博物馆、荆州文旅之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