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博物馆

随州博物馆

随州博物馆位于随州市曾都区擂鼓墩大道98号,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物考古及编钟展演于一体的博物馆。

1978年10月14日,随县博物馆成立,馆址位于城区南郊两河口。1980年5月,更名为随州市博物馆。1983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1991年6月,博物馆迁至㵐水东畔冷家湾沿河大道113号。2000年6月,设地级随州市博物馆。2008年12月8日,博物馆迁至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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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博物馆现有藏品总计10183件(套)(计20687件),其中珍贵文物1884件(套),包括一级文物318件(套),二级文物573件(套),三级文物993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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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场馆概况

随州博物馆建设背靠擂鼓墩,设计主体为一个主馆和两个副馆,园林式布局,采用楚国建筑“一台”、“殿”、“多台”组成的风格,外形主要体现“楚城”和“编钟”特色,占地面积118亩,建筑面积204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8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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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展览主题为“汉东大国”,内设“炎帝神农故里”“屹立汉东——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曾(随)国迷踪”“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汉风唐韵”“追回的宝藏”七个常设展览,一个曾侯乙编钟乐团演奏厅和一个湖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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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本陈列

— 曾国迷踪 —

在随枣走廊地区,考古发现有大量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但青铜器铭文不见“随”之名,而 “曾子”“曾伯”“曾侯”却频繁出现,表明这里确有一个曾国存在。曾国与随国是什么关系?这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西周至战国中晚期,在以随州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内,曾、随同时存在:一个是文献上有记载,但不见于青铜器铭文的随国;一个是文献无载,但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大量出现的曾国。由于随国与曾国在地望及时限上重合,且同为“姬”姓诸侯国,研究者普遍认为历史文献中的随国,就是青铜器铭文中的曾国,随国与曾国应是一国两名。

此展厅以时间为脉,主要展出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随州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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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商代”。随枣走廊是殷商南征的要道,因而这里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迹。1977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今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淅河梁家畈,发掘清理了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铜斧、凿、戈、觚各1件,铜爵、斨、锸、刀各2件。与黄陂盘龙城所出商代二里冈同类器物一致,时代为商代中期。也就是说,早在商王武丁率军征伐荆楚之前,殷人就控制了随枣走廊,从而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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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对“南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掠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铜”,周王朝不断对江汉地区的荆楚进行征伐。随枣走廊不仅是周朝大军南下的要冲,也是“俘金”转运站。所以,为了拱卫其南疆的安全,周王朝在汉水以东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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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东周时期”。春秋时期是古代随国的强盛期,敢于同初步强大起来的楚国抗衡。《左传》多次记载了随楚大战的场景。战国早期,随国作为周王室在南方的代表,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着一代诸侯王的赫赫威仪。但是,伴随楚国的扩张与雄起,随国最终在战国中晚期融入楚文化的滚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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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候乙墓 —

1978年夏,在随州市西北郊的擂鼓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2400年前的曾国国君墓葬——曾侯乙墓,共出土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玉器、漆木用具和竹简1500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罕见珍品,如包括“九鼎八簋”在内的完整青铜礼器群,特别是已采用十二律的64件(套)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们所体现出的精良铸造技术,一流的工艺成为中国先秦时代青铜艺术的顶峰。

此展厅展出的文物仅是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展现了这个谜一样的诸侯国巅峰时期的文化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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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墓主与年代”。在墓内出土的器物中,许多带有铭文。其中标明器物为曾侯乙所制作与使用的铭文有208处。如“曾侯乙乍(作)(持)”,“曾侯乙之用戟”等。特别是一件出土时置于主棺旁,上面刻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的短柲戈,当为曾侯乙寝宫侍卫使用之物。这些表明墓主人应为曾侯乙。

在中室出土的镈钟上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它记载了楚惠王熊章赠送镈(bo)钟给曾侯乙作为宗庙祭器一事。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此年代就是曾侯乙墓下葬年代的上限。

根据对墓主人骨架的鉴定,墓主人为男性,年龄约为42—43岁。此外,从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特征和放射性碳素测定的数据综合分析,该墓的下葬年代为距今2400年左右的战国早期。墓主人是曾国一位名叫“乙”的国君,即曾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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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青铜器”。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不含乐器)和用器共38种134件,均为实用器,总重量为2340多公斤。其中礼器(食器、酒器、水器)117件,用器17件,是历年来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齐全的一次。它们绝大多数出自中室,因发掘前未经扰动,多保持下葬时的布局,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所享有地礼仪,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

曾侯乙墓青铜器具有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特点,采用了浑铸、分铸、熔模铸造等治铸技术和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镴焊、铆接等多种工艺,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中国当时先进的冶铸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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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漆木竹丝器”。中国使用漆器的年代很早,因其不易保存,战国以前的实物仅有少量发现。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竹器若不计漆木乐器、兵器的杆、盾、漆甲胄等共有230件,在数量上超过了先秦任何一座墓葬出土的漆器。器类有食具(杯、盘、勺、豆)、用具(盒、箱、梳、架、桶)、仪式用器(俎、案、禁)以及葬具漆棺等。制作特点较为厚重,多是剜凿而成。纹样风格是既有简练的线条勾勒又有精工彩绘的神话故事,如在漆棺和鸳鸯盒上绘制的漆画。该墓漆木竹器出土数量大、种类多、时间早、又多为实用器,保存又比较好,成为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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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兵器与车马器”。墓中出土兵器戈、矛、戟、殳、弓、箭、盾、甲胄等共4700余件,大部分出自北室,少量出自东室。除皮革制作的甲胄、盾外,大部分保存较好。这批兵器中的“殳”和多戈戟是考古发现中仅见或少见的兵器。

车马器包括车舆、华盖、车軎、马衔、马镳、马饰等,分别出自东室和北室。两件矛状车軎是用于增强战车战斗力的新型车具。

竹简与车马器同出自北室,共240枚。简长72—75厘米。简文为墨书,大都清晰可辩。每简字数不等,总计共6676字。简文详细记载了用葬仪的车马兵甲。这批竹简是目前中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竹简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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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金玉器”。在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过去很少发现金器。此墓东室内出土了金盏、漏匕、金杯、金镇、金带钩共9件,还出土了大量用于装饰的金箔。其中重2156克金盏是罕见的先秦大型金器。

墓中出土的玉器以及水晶、玻璃、紫晶等饰品共527件。大多数出自东室主棺内。玉器制作精美,采用了平雕、透雕、阴刻等多种雕刻技法。种类有壁、琮、玦、佩、串饰、玉剑、玉人和玉小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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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乐器”。乐器出有钟、磬、鼓、瑟、琴、笙、箫(排箫)、篪、调律器(均钟)九种125件,相配的演奏工具及各种附件千余件。绝大部分出自中室,少量出自东室。其中编钟沿中室南壁和西壁、编磬沿北壁立架安放,合于诸侯礼仪中的“乐悬”即“轩悬”之制(三面悬挂钟磬)。它们在墓内的分布情况,大体显现着古代宫廷乐队的建制和布局。

这批乐器的乐律体系与钟磬乐律铭文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该墓乐器种类之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保存之完好,是中国考古史上所仅见,是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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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故里 —

炎帝神农是中国传说时代地位最尊崇的人物之一,炎帝与黄帝共同成为华夏始祖。随州厉山是炎帝神农的诞生之地,炎帝神农率领部落集团立足于随枣走廊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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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记载,炎帝神农在这里开创了一系列功业:“树艺五谷”,即种植五谷百蔬,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作陶冶斤斧”,推动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尝百草,觅药治病”,推动医药的发展;“筑土构木,以为宫室”,让民众从穴居改为室居;“日中为市”,倡导物质交换,出现商业的雏形;教民“炮而食之”,开用火熟食的先河;“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制造琴瑟,促进原始音乐文化的发展。

此展厅以随枣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实物资料为基础,并结合其他辅助展项,以展现华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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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鼓墩二号墓 —

1981年夏天,考古工作者在距曾侯乙墓西102米处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文物449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玉石器等。该墓相较于曾侯乙墓,规模等级略次、时间略晚,推断应为战国中期曾国国君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中出土的36件青铜编钟,与曾侯乙64件编钟构成百钟之势,音律互补,共同演绎了中国先秦楚地音乐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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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青铜器”。此墓共出土青铜器328件。其中青铜礼器66件,占青铜器总数的20.1%,出土时都集中放置在椁室的中、东部,成组成套,摆放有序。器形有鼎、簋、簠、鬲、甗、尊缶、盥缶、壶、釜、豆、盘、匜、匕、斗共十四种。出土生活用具共5件,器形有炭盆、箕、器盖、钩形器、漏斗五种,出土时都在椁室的中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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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乐器”。该墓出土乐器有编钟、编磬和建鼓座三种,共49件,另外相伴出有编钟挂钩22件,主要分布于椁室的南部和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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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饰件、车马器及其它”。该墓出土饰件有青铜鸟形和板形饰件、铅锡鱼形饰件、蚌饰、玛瑙环、玉璜、玉兔、玉羊、玉塞、石璧、石圭。车马器有车盖立叉、车軎、马衔、马镳、节约、马络饰、壁插。其它类有陶器、料器、角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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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风唐韵 —

商周时期的随(曾)国,是随州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自秦汉建制,随州“县界旷远”,进入经济大开发的历史阶段。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升沉,隋唐的佛道兴盛,宋元的人文荟蔚,明清的经济昌盛,不断续写着古代随州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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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长河中,随着秦汉时期铁器、陶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产生活中,青铜器的礼器功能衰退,数量大为减少,完全变成了轻便的生活用器,且器物形制多模式化、固定化。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铸造工艺都显得很粗糙,并出现大量素面器。但青铜艺术的精魂绵延不绝,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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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陶器”。两汉时期的随州社会稳定,制陶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成型规整、实用,装饰精美。又创烧了以铜为呈色剂的低温铅釉陶器,日常用陶大多数是灰陶,器形有罐、钫、壶、瓮、盆、碗、勺、杯、博山炉等。软陶制作精致,装饰讲究,数量和品种大为增加,但不实用,往往作为陪葬的冥器,如鼎、盒、盘、灶、仓、鸡、鸭、狗、猪、房舍、猪圈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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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漆木竹器”。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埋葬习俗方面,主要表现在随葬成套青铜礼器的葬俗日衰,随葬漆器的风气日盛。由于东汉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砖室墓,因而漆器很难保存。随州地区出土的西汉漆木竹器中,北郊孔家坡砖瓦厂八号墓出土的一批保存最完好,为研究当时随州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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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金银铁玉石器”。秦汉以后,随州几经兴衰更替,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积淀丰厚。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亦或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符号。隋唐的金银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石雕……都是名城随州历史文明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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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屹立汉东 —

叶家山墓地位于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考古工作者于2011年、2013年对墓地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8700平方米,发掘墓葬142座,马坑7座,出土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共计7000余件(套) 。

其出土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重大,是继曾侯乙墓之后随州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于西周考古和曾国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入选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1年、2013年中国考古最有学术价值六大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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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汉东——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展厅分设六个单元:曾随之谜、始封曾侯、封邦立国、曾侯威仪、君侯宗亲、比德君子,以叶家山墓地出土的考古资料为载体,全方位讲述了早期曾国的历史故事,为观众揭开了早期曾国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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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回的宝藏 —

随州是先秦时期古曾(随)国所在地。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西周早期,周天子为了防御南蛮势力,分封开国元勋南宫适到漂水流域的庙台子筑城立邑,镇守南土。西周中晚之际,噩侯驭方联合淮夷反叛周天子,被周厉王遣师所灭,周厉王将战败的噩国残余部族迁至南阳盆地监管起来,原安居一带的噩国封地交由曾国管理,曾国因此成为汉东第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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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为了加强战略防御,将都城从庙台子迁至安居噩国故城。春秋早期曾国实力已然强大,成为遏制楚国东进北伐的前沿堡垒。从公元前706年起,楚国对随(曾)国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征讨,迫使随国就范,与楚国结盟。

春秋中期后,曾国被迫战略收缩,将都城迁至㵐水东岸的五眼桥一带,史称西阳。从此曾国在这里固守经营,到战国晚期融入楚国,前后经历了700年的历史,为中华文明书写了精美华章,留下异常丰富的文物古迹,奇珍异宝,成为今天盗墓犯罪分子觊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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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州地区的盗墓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盗墓犯罪活动之猖獗令人发指。尽管文物主管部门增加了人防巡逻,投巨资安装技防设施,但仍然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随州市公安机关对文物盗掘案件十分重视,他们雷霆出击,有案必破。

随州地区古墓盗掘主要集中在城东义地岗和安居羊子山,特别是义地岗古墓群保护范围内居民分布密集,建筑物林立,管理难度很大。枣树林片区内盗墓分子与地痞相互勾结,频繁作案,是盗掘古墓的重灾区。安居桃花坡、均川刘家崖、小林坡、厉山梨子园等墓地也时常遭到盗墓分子“光顾”作案。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多年来随州市公安局向市博物馆移交追缴文物234件,其中一级文物10件,二级文物36件,三级文物91件,一般文物97件,战果辉煌,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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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的文明——随州公安追缴文物特展”分设艰辛追缴、不负使命;熠熠生辉、证史补史;水落石出、物归原主;专家鉴定、火眼金睛;赝品泛滥、鱼目混珠;领导关怀、政府嘉奖六个单元,是以2012年“5·8”文物大案为典型案例而举办,也是湖北省历史上最大一起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的战果展示,全面反映随州公安干警侦破文物犯罪的聪明睿智和勇猛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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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馆藏珍品

—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编钟 —

1978年,距今2400多年前的乐器在湖北省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1981年,在曾侯乙墓西侧,又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在擂鼓墩二号墓发掘出一套36件编钟。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从钟体的大小衔接处有一明显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二号墓出土的八件大钟填补。

擂鼓墩二号墓编钟从编钟的音高分析,二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两套乐钟(镈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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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扉棱提梁卣 —

卣是古代盛酒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鬯一卤”的话。秬鬯是古代祭祀时用一种香酒,铜卣是专门盛这种香酒的酒器,在盛酒器中重要的一类。

西周早期扉棱提梁卣,椭圆体。隆盖,盖顶立一象首,高盖沿。器身为子口以承盖,垂腹,高圈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的半环钮与提梁相连,提梁两端及中部有四个对称的兽首。盖面、器腹饰四道对称的钩形扉棱,前后扉棱中各有一象首。盖面及腹部前后均饰兽面纹,盖沿前后均饰二对称盘首龙纹,圈足前后均饰一首双身龙纹。盖内有铭文一行3字:“乍宝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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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矦方彝 —

西周早期青铜器噩矦方彝, 随州安居羊子山4号墓出土。器身为母口承盖,盖为单脊四坡屋顶状,上有一对鸟形钮。器肩部两侧铸有对称的半环兽首衔环耳,前后肩部正中各有一张牙卷鼻的象首。器腹饰两层兽面纹,器盖饰兽面纹,口、部、足部饰龙纹,器底中央悬挂一铃,铃内有舌,盖内铸有铭文“噩候乍厥宝(阝尊)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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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形勾连云纹铜敦 —

战国菱形勾连云纹铜敦,通高28.0厘米,口径20.5厘米。呈椭圆球体。盖、身相同,盖口部有三个舌形扣钮,可扣合。盖、身分别有三个扁状透空兽形钮、足,口部均有两个对称环形耳。通体饰菱形勾连云纹、三角几何纹、涡纹。1983年擂鼓墩吴家塆13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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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蟠螭纹铜方壶 —

战国中晚期蟠螭纹铜方壶,此器有盖,盖呈花冠状,镂空,无顶,直口微侈,长方颈微束,颈部附一对称伏龙形耳,龙舌高扬,溜肩,在颈与肩交接处有一圈方形箍,箍中部有一道凸棱,方腹外鼓下收,腹中部有一圈宽带凸棱,腹部四方中部由箍至足各有一纵向宽带,并与横宽带凸棱相交呈“十”字形格栏,长方圈足。器盖饰蟠龙纹,方颈上、下各饰一周蟠螭纹,龙形耳上饰三角带纹及三角云纹,腹栏格内及长方圈足上均饰变形蟠螭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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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庆铜簠 —

春秋中期陈公子中庆铜簠,通高19.3厘米,口长30.0厘米,口宽23.5厘米。盖、身均为长方斜斗形,可扣合。侧腹各有一兽首形环钮、耳。腹部饰较粗犷的蟠螭纹,圈足四面各饰虎纹一对。盖内底铸有铭文六行23字:“陈公子仲庆自作匡簠,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寿用之”。1979年义地岗季氏梁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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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随州市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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