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博物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长沙滨江文化园景区（新河三角洲）内，成立于1986年，新馆于2015年12月28日开馆，建筑层高5层，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 。
长沙博物馆馆藏文物达5万余件（套），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印证长沙历史文化发展的各类实物，包括了能够展现长沙历史的商周青铜器、楚汉文物、唐代长沙窑瓷器和近现代文物。博物馆共设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和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展览，定期更新特色展览和交流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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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长沙博物馆外观形似一颗“顽石”，外墙是一幅二十世纪初长沙开埠初期的地图，建筑的立面设计还采用了竹简的意象。白沙井、坡子街、橘子洲等长沙城市标识采用老宋体的字，标示了十八处长沙人所熟悉的地名，外墙上还装饰着湘江缓缓绕墙流淌 。
博物馆LOGO外形上，由镇馆之宝商代象纹大铜铙的形象转化而来，意指博物馆是保存和展示历史物质文化与记忆的殿堂。同时，英文“Museum”的首字母“M”，意指现代博物馆建设和文化传播要面向国际化，打造国际品质的一个概念 。
从外观上看，长沙市博物馆像一扇敞开的大门，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湘江和浏阳河的交汇之处，象征两条湖湘文化的文脉交集于此，历史与当下汇聚于此，欢迎公众来此参观，开启探寻文明、增长智慧之门。
长沙博物馆一、二层的4个展厅，展出基本陈列，展览以历史发展为序，依托2000件（套）文物，展现长沙的古代史与近代史，述说长沙人自己的故事 。
博物馆二层开放两个特展厅，用于开展与国内外博物馆的文化和艺术交流，策划各类学术交流展示活动，常换常新。
博物馆三、四层设置文物库房与科技保护中心，为文物打造最“舒适”的环境，通过各种先进设备，为馆藏历史文物提供完善保护、安全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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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
“湘江北去·中流击水——长沙历史文化陈列”为长沙博物馆基本陈列，长沙历史文化陈列是第一个系统展示长沙地区历史文化的通史展览，分为“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和“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两大篇章。
展览共4个展厅，展示面积5000余平米，展出文物1250余件（套），使用各种资料图片2400余张。综合运用场景复原、雕塑、多媒体、动画视频、虚拟现实装置、动手体验装置、电子科技辅助展项80余处。
— 湘江北去 —
第一部分：湘江晨曦。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浏阳市永安镇和长沙市区五一路、高桥、张公岭等地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层中，先后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证明长沙地区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沙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孕育出远古文明的曙光。这里陈列着一件彩绘鸟纹双耳陶罐的残片，出土于长沙县南圫乡大塘遗址，腹部彩绘四组凤鸟纹，高冠长尾，昂首朝阳，嘴衔叶穗。
第二部分：青铜之乡。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开始南传，长沙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从20世纪初以来，以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四羊方尊和人面纹方鼎最具代表性，被学术界誉为“宁乡商周青铜器群”和“南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中心”。
在展厅最显眼的地方，陈列着一件象纹大铜铙，为这里的“镇馆之宝”之一。形体高大，线条流畅，乃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的一件商代铜铙；旁边还陈列着9件乳钉云雷纹编铙，为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成组演奏的青铜乐器，造型相同，大小有序。
第三部分：楚南重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急剧变革的阶段，百越民族的分支一直生活在长沙地区。春秋中期，楚国大举南下，不断开疆拓土；春秋晚期，楚国逐步控制长沙地区，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南楚文化。
在展厅的中央，复原了浏城桥1号墓的椁室，周围的展柜里陈列着各类出土文物。1971年，此墓发现于长沙市芙蓉区浏城桥，为目前长沙市区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座楚墓。三级台阶，两椁一棺，随葬青铜礼器、仿铜陶礼器、兵器和车马器等共计93件。根据推测，墓主人是中大夫级别的贵族，应该是楚国镇守长沙的最高军事首领。
第四部分：大汉王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长沙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秦代设置的长沙郡和西汉初年建立的长沙国，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长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汉代长沙王陵墓主要分布在湘江西岸，南起天马山，北至望城县。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这里发现27座王陵。其中，望城坡、象鼻嘴和风蓬岭等陵墓经过考古发掘，为竖穴岩坑墓，黄肠题凑葬制，出土大量文物，为研究汉代诸侯王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五部分：湖湘首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成为江南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风云际会，战火四起；隋唐统一之后，长沙社会稳定，城市拓展，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两宋时期，长沙城市格局基本确立，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这里以“唐风妙彩”为主题，展示了唐代长沙窑瓷器精品。这些瓷器融合南北陶瓷烧造技术，首创瓷器釉下多彩工艺，将绘画和书法用于装饰，奠定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瓷业局面，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第六部分：明清府城。明清两代，中国逐渐从强盛走向衰落，长沙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明代，长沙是诸藩封王之地，藩府同城，气势恢宏；清代，雍正二年（1724）两湖正式开始分治，长沙成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 中流击水 —
序厅设计制作了“中流击水”大型艺术装置，来表现近代长沙人的精神气质。该艺术装置用不同规格的方形钢管集聚，立体构成大浪冲击岩石激起千层浪花的瞬间造型，体现了近代长沙人在历次变革浪潮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七部分：倡导经世。这部分内容即主要反映鸦片战争后，长沙籍的经世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倡导经世致用、唤醒民族自觉、推进中国近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分为三个单元：师夷长技、湘军的兴起、洋务先驱。
第八部分：引领新政该部分主要表现在维新变法期间，长沙维新思想的传播、推行新政取得的重要成果、长沙人为维新变法作出的历史贡献。分为四个单元：维新号角、长沙新政、长沙近代教育的勃兴、血荐轩辕。
第九部分：辛亥首应。该部分全面展现了长沙开埠后，长沙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持续高涨，最后一举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全过程。分为四个单元：长沙开埠、黄兴创建华兴会、辛亥革命前夕的长沙、武昌起义长沙首应。
第十部分：建党先声。这部分介绍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等人在长沙的早期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内容。分为五个单元：新文化运动在长沙、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开展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区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领导轰轰烈烈的长沙农民运动。
第十一部分：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伟大探索和实践，翻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分为三个单元：霹雳一声暴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丰碑。
第十二部分：团结御侮。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长沙经历了“文夕大火”、四次会战，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分为四个单元：同仇敌忾赴国难、烈火焚城惊寰宇、长沙会战铸忠魂、胜利受降慰英烈。
第十三部分：和平解放。这部分内容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沙人民开展的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斗争，并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湖南当局军政领导人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争取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主张，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实现长沙和平解放的历史过程。分为两个单元：反对内战 争取民主、和平起义 声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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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彩绘双系陶罐残片 —
新石器时代大塘文化彩绘双系陶罐残片，1986年长沙县南托乡三兴村大塘组出土。卷唇，直口，鼓腹，颈肩处饰对称双穿耳。夹砂黄白陶，器表施白色陶衣，上施褐色彩绘。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高冠长尾，昂首朝阳，嘴衔叶穗。彩绘图案构思奇巧，线条流畅，富于写实，反映了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件彩陶罐用材讲究，制作精美，表明它和其他陶器的实用功能不同，很可能是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
— 象纹大铜铙 —
商代象纹大铜铙，通高103.5cm ，鼓间宽48cm， 重221.5Kg。1983年宁乡市黄材镇龙泉村出土。铙为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敲击，用于军旅。此铙呈褐绿色，钲部作合瓦形，上宽下窄，甬呈圆管状，与钲腔相通。钲面饰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兽面以长鼻为界，左右两侧对称，半浮雕两眼略微凸出，上刻云雷纹。隧部浅浮雕一对相向站立的大象，钲之周边、甬部满饰云雷纹。形体高大，气势恢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商周铜铙中最大的一件。
— 蛙纹铙 —
商代蛙纹铙，通高44.5cm， 鼓间宽17.5cm， 重20.7Kg。1985年浏阳县柏嘉乡出土。钲部饰以截面为半圆形的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兽的两眼为浮雕的青蛙，蛙身饰阴线云雷纹，蹲踞昂首，作跳跃状。甬中部起旋，旋上有对称的乳钉纹。钲部边缘及甬部填饰云雷纹。青蛙为南方水生动物，此铙以蛙纹作装饰，具有典型的南方青铜器风格。
— 乳钉云雷纹编铙 —
商代乳钉云雷纹编铙，通高36.5—53.5cm， 鼓间宽18—28cm， 重9.5—28.5Kg。1993年宁乡县老粮仓出土。该组编铙共9件，造型基本相同，大小有序。通体阴刻云雷纹，钲部饰乳钉纹，乳钉凸出，基部肥实。经测音，每件铙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的音俱全，能组合演奏不同的调式，是目前我国时代最早的能成编演奏的青铜乐器。
— 龙凤纹青玉环 —
西汉双面透雕龙凤纹青玉环，1975年出土于汉长沙国曹女巽王后墓。玉环整体呈青白色，局部有黄色、黑色沁。双面透雕曲缠盘绕变体飞龙，环周饰以流动飞卷的云气纹和凤鸟纹，给人以龙腾凤舞、云卷云舒之动感。龙凤身躯上以浅浮雕随形琢出隐约的线条，更加增强了整器的艺术效果。该环雕琢刀法娴熟圆润，线条舒展流畅，构思巧妙，制作精美，是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杰作。
— 草叶纹四山字铜镜 —
战国草叶纹四山字铜镜，直径15.8厘米，缘厚0.6厘米。该镜为青铜质，圆形，三弦纽，双重方纽座，以羽状纹为地纹，映衬主纹山字纹和配列在山字之间的花瓣纹、叶纹等。山字纹镜是楚国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该镜花纹清晰、光洁可鉴，是四山纹镜中的代表。
— 兽面纹提梁铜卣 —
商代兽面纹提梁铜卣，高27.8厘米，口径11.6厘米，底径13.9厘米。卣呈椭圆形。盖顶铸有六瓣蕾形捉手，盖沿两侧有实心角状突出。鼓腹，圈足，缺提梁。盖、腹部、圈足各饰四道扉棱。全器以细密的阴线云雷纹作地，盖面饰两兽面，盖沿、颈、足饰夔龙纹，腹部饰由夔龙纹组合的饕饕纹。
— 褐釉方格纹四系瓷罐 —
东汉石门矶窑褐釉方格纹四系瓷罐，1984年望城县石门矶窑出土。直口鼓腹，平底内凹。肩部上、中、下各饰一周弦纹，肩上对称横置四个桥形系。周身布满方格纹，施褐釉不及底。该罐具有东汉瓷器的典型特征，是早期青瓷的代表作品。 石门矶窑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长沙窑窑区瓦渣坪以南的湘江河滩边，1987年发现。该窑址出土青（酱）瓷罐、碗、盆、钵和陶质豆、釜、烛插等。其中青釉方格纹四钮罐与《长沙西晋南朝墓发掘报告》中西晋墓出土的罐相类似，青釉凸沿碗也与江西南昌西晋晚期墓出土的凸沿大平底碗相类似，说明该窑的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汉末三国至西晋之际。
— 褐釉双鱼背水瓷壶 —
唐代长沙窑褐釉双鱼背水瓷壶，高25.5cm，口径6cm，底径11cm。小直口，唇微卷，扁圆体腹，平底。通体施酱釉。双鱼作贴腹状，头朝上，合口为流，尾鳍相连以为底，鱼眼、鳞鳍刻划分明，腹体两侧上下安贴穿带系。造型别致新颖，丰满大方。此种造型的器物，古人取名为榼，白居易诗《家园三绝》“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即是对榼的直观地描述。
— 青釉褐彩七贤人物诗文瓷罐 —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七贤人物诗文瓷罐，高17cm，口径13.5cm，底径13.5cm。短颈，圆肩，长腹，平底。肩上两侧各立一环耳。罐体饰青釉。一侧描绘两组人物。左侧人物戴高冠，表情不羁，着直裾长袍，系带结于胸部。衣摆曳地，呈歌舞状。两宽袖均向左侧飘逸，仿佛若有风。此人应为“七贤”之阮籍。右侧人物亦戴高冠，长髯慈目。着直裾深衣，双手合于前，执笏板。衣摆、大袖鼓起，踏于祥云之上。此人即“七贤”之王戎。罐体另一侧以釉下褐彩题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拨（发）四枝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诗文对仗工整押韵，正切合“竹林七贤”酣酒畅饮的主题。诗右侧题款“七贤第一祖（组）”，说明此罐是一组定制产品中的一件。
— 青釉褐绿彩兽座瓷枕 —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兽座瓷枕，通长18cm，高9cm，宽10cm。瓷枕为荷叶行枕面，中部微凹，枕面以褐、绿、蓝彩饰满云山纹，云山之间饰两只蜻蜓飞翔；枕座为一卧兽，两眼圆睁，鼻头上翘，嘴角紧闭，双耳竖立稍弯曲，兽背置鞍垫，四周挂饰流苏，四肢匍匐于方行底板，尾巴紧贴臀部。周身以褐、绿相间作点彩条纹，额头、面部饰刻划纹，颈部两侧饰卷毛。底板下有一方孔，径2厘米，与内腔相通。
— 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 —
元代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霞帔是古代妇女的披服，坠子为垂于霞帔下端的装饰品。此坠呈悬胆形，双面镂空透雕，中心主体花纹为双龙戏珠，周边刻有点珠纹、缠枝花卉纹，上端穿一小孔以系带。整器系用两块金片镂雕加工后锤揲镶嵌而成。制作精细，造型新颖，纹饰风格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征，是元代金银器的精品之作。
— 双龙金冠 —
明代双龙金冠，金冠由四部分组成。环形基座上由前后两金片合围成圆筒形。前片作半国花瓣形,与基座肩插套合,表面錾刻笔缠枝牡丹花纹,中间缀饰一颗火焰宝珠,珠上刻一“日”字,左右两侧各缀一行龙。后片与基座焊接相连,下部镂空并刻缠枝牡丹花纹左右两侧云状出檐，其上锥刺密集的小孔。冠顶前部由椭圆形金片压印成瓦楞形,瓦楞间锥刻游丝云纹,后部接一如意形尾檐。金冠两侧各穿一孔,横贯如意头锥形金簪,玲珑小巧,制作工艺精湛。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长沙博物馆、文旅湖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