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全馆占地3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是中国唯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
成都武侯祠是西晋末年为纪念诸葛亮而建，初与蜀国先主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初，武侯祠并于昭烈庙，故大门横额书“汉昭烈庙”，后来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并入汉昭烈庙。
01
场馆概况
成都武侯祠是纪念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人物的祠庙所在。它是以刘备陵寝所在地（惠陵）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南齐高帝萧道成（479-482年在位）诏令刺史傅琰修立先主祠，位置在惠陵东，应是今汉昭烈庙的前身。惠陵旁纪念诸葛亮的专祠——武侯祠大约建于南北朝时期。武侯祠位于惠陵东偏南、汉昭烈庙西偏南，三者呈倒品字形，各自分立，自成一体。
宋明时期，武侯祠景区调整两次，外延拓展一次。庆历（1041-1048）年间，武侯祠景区发生了南北朝以来的第一次大变。当时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又因”不能保有土宇”，下令撤毁刘禅祠，将其材料它用。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蜀献王朱椿主张“君臣宜一体”，废弃惠陵旁的武侯祠，重修汉昭烈庙，将诸葛亮的塑像塑入汉昭烈庙内，实现“一祠同祀君臣”的格局。此后，武侯祠这一名称不再专指纪念诸葛亮的祠堂，而是将惠陵、汉昭烈庙等区域囊括进来，统称“武侯祠”。
清康熙十至十一年（1671-1672），四川按察使宋可发主持重建武侯祠，形成了前（刘备殿）后（诸葛亮殿）两殿并立，前殿如朝廷礼、后殿如家庭礼的君臣合祀格局，直到今日。
1961年，武侯祠被国务院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9月14日，成立武侯祠文物保管所。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武侯祠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义庙组成的三国历史遗迹区，川军抗战将领刘湘陵园为主体的西区和体现川西民风民俗的锦里民俗区三大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蜀汉英雄的君臣合祀祠庙，也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 文物区 —
文物区主要由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三部分组成，祠庙现存主体建筑（除惠陵）均为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建，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以及近年迁建的三义庙和新建的结义楼，共七重。祠内供奉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塑像50余尊，唐及后（历）代碑刻50余通，匾额、楹联70多块，尤以唐“三绝碑”、清“攻心”联最为著名。
— 西区 —
2003年12月，原南郊公园合并为武侯祠西区。南郊公园原系民国时期四川省主席、抗战时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墓园。始建于1938年至1942年，400米的中轴线纵贯南北，石牌坊大门、三洞门、四方亭、荐馨堂、墓室等，布局严谨、雄浑庄重，是西南地区惟一北方陵园建筑群。
— 锦里 —
现紧邻武侯祠的“锦里”古街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斥资复建，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锦里作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历史遗迹区、锦里民俗区、西区）的一部分，占地3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余平方米，街道全长550米。建筑以清末民初四川民居风格为基础，内容以三国文化和四川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涵。
02
基本陈列
— 三国文化 —
“三国文化陈列”分为“战争风云”、“民俗采风”、“流风遗韵”及“蜀汉揽胜”四个单元。展览弘扬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三国历史，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与精神世界。
— 祠庙千秋 —
“祠庙千秋——成都武侯祠历史文化主题展”分为“武侯祠·谒庙问史”与“武侯祠·营造之法”两个单元，整体与武侯祠的参观动线相融合，针对半开放古建空间特点设计，采用图文与多媒体展示、艺术展项创作、沉浸式体验等结合的方式，从文化遗产、历史沿革、古建园林等不同视角展示和解读成都武侯祠。
“武侯祠·谒庙问史”首次系统性完整展示了成都武侯祠从三国时期至现代的历史沿革，体现了历代祠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武侯祠•营造之法”全方位展现了成都武侯祠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古建园林文化与智慧。
配套展“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武侯祠文化艺术展”通过“历史•凝视”、“丹青•妙写”、“物象•汇聚”三个单元，将历代书画、瓷器、木雕与当代雕塑并置，促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让三国文化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艺术魅力焕发出新的生命。
— 明良千古 —
“明良千古——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展”以刘备、诸葛亮生平为主体，展现刘备从半生创业的艰难、武担山祭天称帝的鼎盛到夷陵之战惨败陨落的悲凉；及诸葛亮从躬耕南阳、三顾茅庐后出山扶主、白帝托孤、南征北伐到星落五丈原的传奇人生。
展览重点勾勒出刘备为君之仁，为兄之义；诸葛亮为臣之忠，治世之能，及君臣二人之间感人肺腑的恩义、信赖与依托。
03
馆藏珍品
— 青铜弩机 —
三国蜀汉时期铭文青铜弩机，青铜铸造，长13.3厘米、宽6.7厘米、高15.3厘米。弩机部件保存比较完整，因锈蚀严重已不能活动。机身有铭文 “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遂绪吏李飞□杨汲□工杨茗作立坂重二斤五两”三十五字。
弩机使用灵活、善远程射杀，因此在三国战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诸葛亮曾制作出“十矢俱发”的连弩，并建立了专门使用连弩的特种兵部队——连弩士，在战场中大显威力。
— 诸葛碗 —
明豆青釉诸葛碗，口径15.3厘米、底径6厘米、通高7.3厘米。瓷质，豆青釉，平口，深腹，假圈足，足底为空心，空心内部施釉，深4.3厘米，底腹部有开片，碗深1.5厘米，有长7厘米裂纹，碗正面有2×1.8厘米残损，另有一处0.5×0.7厘米残迹，碗外腹有4个窑震。
孔明碗又叫诸葛碗，其最大的特点是由两只碗上下粘接而成，两碗中间留空，外面碗底心有一圆孔相通，人们便因这“孔”而将其美称为“孔明碗”，孔明先生姓诸葛名亮，自然又叫诸葛碗了。因此，此碗与诸葛亮并无任何直接的关系。
— 青铜鼓 —
东汉四耳蹲蛙青铜鼓，面径64厘米、底径66厘米、高38.5厘米，青铜模制，加焊接。此面铜鼓属于灵山型，整体作覆釜状，鼓面中心饰太阳纹，8芒12晕，每晕内饰钱币纹，团花纹及变形羽人纹等，鼓面边沿一周等距排有六只青蛙，作蹲踞状，其中三只为累蹲蛙，背上各附一只小青蛙。鼓面边缘向鼓身外略有延伸，鼓身肩腹鼓突，束腰，空腹，撇足。腹部近束腰处附对称四耳，耳中穿有铁链。鼓身饰18道复线凸弦纹，复线凸弦纹之间饰云纹，雷纹，钱币纹及花纹等。靠近鼓足处饰对称二鸟。
西南地区的人民习惯将铜鼓称之为“诸葛鼓”，而“诸葛鼓”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宋元之前尚未发现相关记载。这其中有两种传说：一说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在军中制作，白天用来煮饭，晚上用来敲击警报；另一种说法，说是诸葛亮制作铜鼓，散埋于山中，是为了镇压蛮夷。这些猜测尚无法证实，但可以看出“诸葛鼓”的产生，与诸葛亮南征时施行的民族政策的深远影响息息相关。而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故事的深入人心，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们力图通过诸葛亮在西南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威望和尊崇，在人民镇压反抗的过程中树立威信，因而促成了“诸葛鼓”的产生。但不管如何，“诸葛鼓”这一说法，反映了诸葛亮南征政策的成功影响，时至今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仍然对诸葛亮抱有崇高的敬意。
— 直百五铢铜钱 —
蜀汉直百五铢铜钱，直径2.8厘米、穿径0.9厘米，厚0.2厘米。圆形方穿，内外皆有廓，肉好，面文隶书“直百五铢”，光背。表面有锈蚀。
由于三足鼎立的政权分裂状态，三国时期的货币经济水平较两汉时低，同时货币制度也比较混乱，魏、蜀、吴三国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还分别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建立起了截然不同的货币体系。
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始铸“曹魏五铢”；而吴国则根据自身经济及物资条件，实行一种虚值的“大钱政策”，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乃至“大泉五千”等大额面值的货币；蜀汉地处西南边陲，民寡国弱，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因此也实行 “大钱”政策，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始铸货币，主要为“直百钱”，面文有“直百”和“直百五铢”两种。直百五铢钱背多见模铸或镂刻的文字符号。阳文者，钱背穿左铸一个“为”字，代表是益州犍为郡铸造的，犍为地处通往国外西南通道上，因此经济交流比较繁盛。阴文者，主要有文字、数字、符号几类。
— 唐碑 —
唐裴度撰《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拓片），简称“唐碑“。镌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裴度撰文，柳公绰书丹，鲁建镌刻，此三人皆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因此此碑亦被称之为“三绝碑”。
此碑目前位于武侯祠大门与二门东侧碑亭中，有砖砌碑亭保护，雄伟肃穆。此碑由碑帽、碑身组成，无碑座。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厚27厘米。碑帽为半圆形，高90厘米，下部同碑身同宽，两侧弧形边缘鎸纹饰，以折枝花饰为主，余镌云纹图案。碑身长方形，高277厘米，镌刻碑文，碑文分序和铭两部分，楷书，共22行，每行约50字。
正文文字虽皆清晰，但除题目及上、下款三行外，其余各行上部、下部曾有补镌。碑文的内容，主要是赞颂诸葛亮的“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缅怀蜀汉遗德，感慨当世之政。 在碑的正面、碑阴的空隙处及碑的两侧题记赋诗。现存历代题刻十六则，分题诗、题跋、题记三种，其中唐人四则，宋人六则，明人四则，清人二则。
— 明碑 —
明张时彻撰《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拓片），简称“明碑“，镌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撰文者张时彻，书者不详，成都府同知高登立石。此碑由长方形碑身和赑屃碑座组成。碑身通高288厘米、宽137厘米、厚20厘米，碑文楷书，共24行，每行22－61字不等，今立于武侯祠大门至二门之间西侧的碑亭内。碑刻表面残存拓碑时留下的墨痕，碑阴和碑侧无文字，全碑无题跋。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