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2009年，四川博物院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的新馆落成。

四川博物院现有“远古四川——史前时期”“古代四川—先秦时期”“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古代四川——两晋南北朝至五代时期”通史类常设展，以及民族文物、工艺美术、汉代陶石艺术等艺术史专题类常设展，还有临时展厅4个。现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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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概况

四川博物院占地88余亩，总面积1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达32026平方米，展厅数量14个，展厅面积约12635平方米，包含书画、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工艺美术、藏传佛教、万佛寺石刻、张大千书画、汉代陶石艺术等10个常设展览，还有4个临时展厅，用于举办各类临时展览。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采用”门、堂、廊“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构成空间序列，主体建筑围绕“T”形的中庭来组织各种功能，地下层为车库及设备机房，底层为文物库房、修理房，二层为展览区，从室外大平台直接进入。

博物馆展览区分为三层，第1层设有四川汉代陶石艺术展、多功能厅会议接待室；第2层为巴蜀青铜器展厅、陶瓷精品展厅、书画馆、张大千作品展；第3层是藏传佛教文物馆、万佛寺石刻馆、四川民族文物展、工艺美术馆、百年四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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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

— 远古四川 —‍‍‍‍‍‍

“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是四川博物院院基本陈列改造的第一期工程，展览通过340余件文物，勾勒出远古人类在四川盆地的繁衍生息和文化交融，并向观众展示了四川盆地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走出洪荒——旧石器时代”，主要展示了四川盆地及周边发现的坛罐山遗址、龙垭遗址、富林遗址及川西高原手斧遗存等重要遗址，通过对各个遗址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的解读，重现了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或逐水而居，或以洞穴为家，在巴山蜀水之间生产劳作的情景。

第二单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主要根据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分区域展示了当时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也正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聚合性，使各个聚落最终发展成为古城址群，并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第三单元“平原筑城——古蜀文明开篇”，主要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在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沉淀后，出现了气势磅礴的“八大古城”，社会中开始有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至此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序篇。

— 古代四川 先秦 —

“古代四川——先秦文明”为四川博物院基本陈列改造的第二期工程，展览通过近200件珍贵文物，结合历史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展现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荡气回肠的发展历史，重现了两千多年前巴蜀文明的盛景。

展览内容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神秘王国”中，主要展示了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古蜀文明，它依托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构筑起一个雄踞西南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影响已达鄂西、汉中地区，并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形式设计上，展厅以蓝色基调，凸显出早期古蜀文明的神秘和深邃。

第二单元“巴蜀辉映”中，主要展示了晚期巴蜀文化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与以川东、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巴”，在经过长期的互动往来后，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区域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在形式设计上，本单元以辉煌、明快的颜色，表现出巴蜀贵族生活的富丽堂皇，以及巴蜀古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三单元“融入华夏”中，主要展示了巴蜀归秦后，秦国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在秦国长达百年的统治中，巴蜀作为其统一全国的战略后方而大力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秦国又先后将各国移民迁徙至此，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加速了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成都平原在秦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 古代四川 秦汉三国 —

“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作为四川博物院四川历史基本陈列的第三部分，通过馆藏210余件文物，并结合最新考古成果，展示出秦汉三国时期巴蜀风貌。展览分“沃野天府”和“蜀汉风云”两大单元，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

第一单元“沃野天府”。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巴蜀大地经历了城市建设、水利工程、社会改革等方面的蓬勃发展。蜀地以其蜀锦、井盐、漆器等手工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先水平而著称。

第二单元“蜀汉风云”。追溯到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巴蜀成为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历史人物将在展览中与货币、陶俑、铜镜、铜鼓、瓦当、画像石等文物一起，讲述着那段风云际会的三国故事。

— 古代四川 两晋唐五代 —

“古代四川——两晋至唐五代时期”作为四川博物院基本陈列“四川通史展”继远古时期、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之后的第四部分。时间起于公元263年魏灭蜀，讫于公元965年后蜀为宋所灭，时间跨度长达七百年，在展览中分为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单元，共展出文物280件（套）。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四川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剧变，人口频繁迁徙，南来北往的民族交融，碰撞出风情多姿的文化。在纷乱的时代里，自东汉就传入西蜀的佛教梵音兴盛，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

隋唐一统天下之后，四川环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丰富多元，繁荣的成都有了“扬一益二”之美誉。时至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的统治者孜孜求治，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成就了四川独特的文化面貌。

— 四川民族文物馆 —

川西南豪爽的彝家兄弟，川西高原粗犷的藏族汉子，川西北质朴的羌族人家，川南清纯的苗乡少女，还有回、蒙古、土家等十四个世居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居住在四川的山山水水间，高原、山林给予每个民族不同的禀赋和性情。

古老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终在这一刻交融，串起各民族的文化、风俗、礼仪，如同在五彩斑斓的万花筒中了望，那灿烂如花、美若朝霞的民族服饰，那精美细致、巧夺天工的民族工艺，那神秘莫测、敬神礼佛的宗教法器，等等，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具有独特、悠长的艺术韵味，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四川民族文物馆位于四川博物院的3楼，这里展出的民族文物是从馆藏七千多件民族文物中精选出来的，它们不过是民族文化大海中之一粟，却已经让我们为之心醉和迷恋。我们相信，古老的民族文化之花，必将会更加娇艳，以她那璀璨的、摄人心魄的魅力在世人面前绽放异彩。

— 工艺美术馆 —

在中国工艺品瑰丽宏伟、蔚为壮观的艺术宝库中，玉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器、漆器、皮影、鼻烟壶、刺绣等门类是艺术瀚海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此馆所展示的是四川博物院所珍藏工艺美术的精品。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清末民国初年。它们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也是生活中的实用之物。其造型独特、色彩绚丽、雕饰华美，已成为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 —

以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陶塑艺术为代表的汉代陶石艺术，是当时“厚葬”风俗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征。西汉中晚期，厚葬之风盛行，为画像石、画像砖的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

四川盆地开发较早，秦统一巴蜀后，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迅速传播，四川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文翁兴学又使蜀地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安定富庶的四川自然成为陶石艺术流行的重要区域，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于东汉时期，最晚到蜀汉初期。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其画像风格极具地方特点。

东汉时期道教神仙思想的盛行，对汉代丧葬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相信“灵魂不死”，“死后升天”。汉代陶石艺术中没有生命消亡的阴影，而是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渴望，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作品洋溢着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陶石艺术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塑造技巧上还是在雕刻手法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 藏传佛教文物馆 —

四川是中国的第二大藏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十分丰富。这些文物全面反映了一千年多来佛教文化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渗入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成为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并且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它又传入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七省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

— 张大千艺术馆 —

四川博物院是世界上收藏张大千作品最丰富的博物馆，相关书画作品共计655件。尤其是张大千临摹的276幅敦煌壁画中，有183幅被川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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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人面形玉佩 —

新石器时期人面形玉佩，发现于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一座儿童墓葬中。体现了大溪先民对于“儿童”相对于成人概念的认知，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大溪先民对共享栖息地的灵长类动物特有的母子情深的认同感和大溪文化中的猴崇拜文化特征。

—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 —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口径22.4，高74厘米，青铜，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其间饰卷身夔纹。肩腹间饰立体象头双耳，腹下饰一兽形小耳，肩上饰夔纹，器身四周均饰凸棱，以雷纹为地。此罍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中饰夔龙，突棱恰成夔鼻。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下腹部饰一兽形小耳。自颈部至圈足以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该罍主体突出，布局对称，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它实际上是范铸痕迹。

— 水陆攻战纹铜壶 —

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高40.3，口径13.2厘米，器物形制为侈口，溜肩，鼓腹、圈足。有盖，盖面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

铜壶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采用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开创了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新格局。

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的侧面。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另外还有其他景物，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

— 牛首耳铜罍 —

西周牛首耳铜罍，高77.5、口径24.8厘米，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体量略小于彝，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

四川博物院藏罍均为圆形。此罍有盖，束颈，溜肩，鼓腹，圈足。盖为覆豆形，盖顶饰一卷曲蟠龙，盖上部饰有浓眉大眼四人，高鼻梁，冠饰为变形兽面纹。盖身饰两组相向而跪的牛，向中间一抽象人形作供奉状。器身肩部有相向而跪的两只立体牛头双耳，牛尾之间各装饰有立体羊头，器身腹部装饰有两个立体牛犊头。颈、肩、圈足上各饰两道凸弦纹。通身镶嵌绿松石。

— 错金铜编钟 —

战国错金铜编钟，长19.5-6.5，宽14.3-5.4，高27-14.6厘米，这套编钟共14枚，尺寸依次次递减。编钟为长方形鼻钮，两铣下垂，通身以浇铸和错金的技法，饰以精美的花纹。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带上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突起。两鼓面作蟠虺纹。其中八个编钟的钲、于部有错金纹饰。此套编钟保存完整，采用错金技艺，纹饰精美，反映了当时四川地区高超的青铜铸造和嵌错工艺水平。至今它仍可演奏出音乐，对研究古代音乐、乐器的历史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 虎纹铜戈 —

战国虎纹铜戈，长25.2、宽13.6、厚2.4厘米。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栏处有三穿。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饰巴蜀兵器上常见的纹饰。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其中一面阴刻巴蜀文图语。

巴蜀文化青铜器中，虎纹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且均居于显著的位置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表明巴人崇尚虎。此类戈在重庆、湖南等地也均有发现。

— 带鞘双剑 —

战国带鞘双剑，鞘长29.2，鞘宽12.6厘米，此双鞘由两块铜铸件嵌合而成，呈袋形，侧附双耳。中以凹槽非为左右剑室。鞘正面铸有类似蟠螭和卷云形花纹。双剑呈柳叶形，扁茎，无格无首，基部有两圆穿。剑身凸铸一圆圈，上下有双翼。此类剑在北川昭化、重庆、及成都、绵竹、峨眉、庐山等地均有发现。

《后汉书·南蛮转》记载，古代巴人有善于投掷的短剑的特点，这种独具巴蜀特点能在远距离，连续投掷的双鞘剑，比不能投掷的单剑是一大进步。双鞘剑无论其实用价值或造型纹饰，都堪称艺术真品，在中国兵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 东汉说唱俑 —

东汉说唱俑，高66.5厘米。1963年四川省郫县宋家林砖室墓出土。头顶作椎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两臂上耸，左臂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於击。上身赤裸，双乳垂至腰际。鼓腹，臀部后翘。宽肥的长裤垂落至臀，似有继续下落之势。

— 汉代画像砖 —

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长48，宽28.5，高6厘米，画像共有三人，中间一女伎，头梳双髻，身着交领长服，腰间束彩带，手持长巾，左手前举于头部，右手舞于腰间，蹋鼓起舞，舞者足下倒覆七盘，两鼓置于其间，女伎动作轻捷，舞步灵巧，舞姿优美，长袖和裙边随舞姿飘拂。左边为重叠的十二案，一梳双髻女伎立于案上，双手表演“反弓”，动作轻盈灵巧。右边一男子，身着交领人表演“跳丸”，丸有三枚。

汉代蜀地经济和文化十分发达，乐舞繁荣。此画像砖把舞蹈、杂技、逗乐结合成一体，俳优滑稽、舞伎飘逸、杂技柔美，兼容了丑与美、阳刚与阴柔、灵敏轻捷与顿挫滞重的不同风格，透出中庸调和的理念，体现了汉代开放、包容的乐舞观。

— 人首鸡身瓷俑 —

唐代人首鸡身瓷俑，1978年重庆万州驸马乡出土。高9.2厘米，底长7.8厘米，底宽6.3厘米灰白胎，青黄釉。俑上身为人形，下身为鸡形，俯卧于长方形座上。人头梳髻，长胖脸，双目微合，昂首挺胸，鸡尾高翘，双翅展开，双脚张爪并列前伸，作欲飞翔之状，造型别致，极富想象力。

— 释迦背屏式石造像 —

南朝梁普通四年康胜造释迦背屏式石造像，通高36.2，宽30，厚13厘米，青砂石，质地疏松，表面风化，主尊佛头处开裂。圆雕背屏式造像，正面浮雕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天王。座下一排伎乐。

背面上部浮雕礼佛图和经变故事图，下部为长方形碑状题记，题记为竖11行65字。龛的两面镌刻有天王像和力士像。

— “石涧敲冰”七弦琴 —

唐“石涧敲冰”七弦琴，长122.7，肩宽19.5，尾宽15.5，厚4厘米，琴身为狭长形木质音箱，头宽尾长，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琴面略呈弧形。外侧嵌圆形骡钿十三徽。琴面张弦七根（弦为后配）。七枚轸为木质。底面开“龙池”“凤沼”二孔。底面首部阴刻有行草“石涧敲冰”四字。“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雁足两个。

— 观音造像 —

万佛寺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门外通锦桥西，从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先后五次出土大批石刻造像，约200余件，其中有两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为四川博物院收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佛头像、菩萨头像、伎乐像和各种建筑构件等，其中大量精美的唐代菩萨像的出现，说明了观世音信仰在万佛寺石刻造像占有特殊的地位。

此尊唐观音菩萨头像，代表了这一时期万佛寺造像的最高艺术成就。此像红砂石质，立体圆雕。观音菩萨头梳高髻，头戴宝冠，宝冠由左、中、右三个“卷云捧月”式圆形宝饰组成，正面宝饰上饰忍冬草纹中镌刻一龛坐佛；冠饰靠耳部装饰宝缯，两鬓发丝遮耳绕向头后。观音菩萨面部丰满，鼻梁直挺，鼻翼圆润，双眉弯曲似柳叶，双眼丹凤而微合，上嘴唇略厚于下嘴唇且微微上翘，微笑的感觉似有若无，从不同的角度看其表情，或菀尔、或嫣然、或颦蹙，容貌慈祥、端庄，被称为“东方美神”，是万佛寺遗址中唐代造像的精品。

— 诗经石经 —

五代后蜀残“诗经•周颂鲁颂”石经，残长40，残宽21.5，高7厘米，砂石，石经为碑的下段，两面刻，正书阴文。内容系诗经，一面为《周颂》，残存十行，经文大字51，注文144，另一面《鲁颂》，经文大字59，注文110。

— 腊梅双禽图 —

宋赵佶腊梅双禽图纨扇面，纵25.8厘米，横26.1厘米，裱 32.8 ×36.3厘米，绢本，为一幅纨扇面。绘腊梅一枝穿插于柏叶间，两只山雀顾盼友情，鸣于枝头。山雀用生漆点睛。画面右下角以“瘦金体”题“御笔”及“天下一人”签押，上钤“御书”葫芦形印一方。左下角押有清代成都知府，著名书画鉴赏家“于腾私印”一方。

— 玉谥宝 —

五代前蜀王建谥宝，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五代前蜀帝王建墓出土，长11.7厘米，宽10.7厘米，高11.4厘米。为白玉质，中部略厚，故稍起之状。钮雕龙形，头有角，身腹均刻麟甲，尾部卷于右侧。麟甲的上面，原有贴金。前面阴刻凤纹，作展翅飞状。左右两侧刻龙纹，后面刻一兽，奔腾于祥云中。谥宝下正面阴刻篆书谥号：“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十四字。刀法流畅，字体匀称。

— 蜀王建玉大带 —

五代前蜀王建玉大带，1943年出土于成都永陵，是迄今所知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完整的成套玉带，也是唯一一件能够确定为帝王本人所使用的玉带。

玉大带由铊尾，玉銙七方，镀银铜扣两枚及鞓（皮革带）两段（原件已腐，此系复制品）组成，系王建本人所用。王建起于唐末，前蜀立国时间很短，此玉带沿唐制，反映了唐代的风格。

铊尾阴刻铭文：“永平五年，乙亥,孟冬下旬之七日,荧惑次尾宿。尾主后宫，是夜火作，翌日于烈焰中得所宝玉一团。工人皆曰：‘此经大火不堪矣。’上曰：‘天生神物，又安能损乎！’遂命解之，其温润洁白异常，虽良工目所未睹。制成大带，其銙方阔二寸，铊尾六寸有五分。夫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向非圣德所感，则何以臻此焉！谨记。

玉带的銙尾铭文除记载大火外，还载有制带之原因及铊尾和玉銙的尺寸，它为研究唐、五代的度量衡及玉带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

— 芙蓉花瓣金碗 —

北宋芙蓉花瓣金碗，高4.8、口径9厘米，金碗敞口，深腹，喇叭形圈足。碗壁上部，八朵花瓣成顺时针方向叠压一圈，下部则反向叠压，上下错落相交。碗内底部刻花蕊和三只花瓣。其形象逼真，似一朵盛开的芙蓉花。

此器物采用捶揲工艺成型，突显花瓣的浮雕效果，再加上錾刻作细部刻划，器物表里同时使用，线条细腻、纹饰精美。捶揲与錾刻两种工艺的结合使器物造型流畅装饰层次丰富。其朴质无华、典雅自然的器型特点也与宋人追求简约，崇尚淡雅的审美情趣相契合。

— 清格萨尔画传 —

此套清代格萨尔画传唐卡共十一幅，是迄今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仲唐”精品，也被确认为是现存唯一一套保存最为完整的格萨尔王系列绘画。尤为珍贵的是画面中的每个场景都有详细的藏文题记，对正确辨识画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 纸币石印版 —

1935年革命纸币石印版，长46.5，宽66.0，高5.5厘米。这是一件体现川陕苏区经济金融事业建设的珍贵文物。由文物本身可以看出，于1932年底进入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是如何地注重经济、金融事业的建设。这件石印版在国内发现甚少，故此件文物当是罕见珍贵之品。

— 张大千仕女擁衾图 —

1946年张大千仕女擁衾图轴，纵117，横47.3；裱243.5×59.8厘米，绘仕女擁衾沉思。上有作者题七绝一首：“长眉画后尚惺忪，红豆江南酒面浓。别有闲情怪周昉，不将春色秘屏风。”“丙戌秋孟并题。天逸吾兄博笑。大千张爰”。钤白文方印“爰鈢”，朱文方印“大千”二印。丙戌—1946年。

— 张大千临晚唐“收服外道”图 —

此图为张大千及其弟子在敦煌莫高窟临摹，造型生动活泼，谐趣横生，突出佛法取胜的主题，是晚唐的代表作，也是存世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大的一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四川博物院、四川文旅厅、博物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