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坐落于有“半部中国近代史”之称的大连市旅顺口区，是大连市属的历史艺术性博物馆，其以悠久的建馆历史、别具特色的藏品优势、庄重典雅的馆舍建筑及错落有致的庭院设计而蜚声海内外。

旅顺博物馆前身为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始建于1915年的满蒙物产陈列所。1916年定名为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现有主馆和分馆两个建筑主体。

主馆建筑为近代折衷主义风格，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基本陈列为馆藏青铜器、陶瓷器、历代佛像、历代货币等。分馆于2000年建成，面积约5000平方米，基本陈列以大连出土文物为主。

01

建馆历史

旅顺博物馆的主馆，由俄国设计师冯·哥根设计，始建于1916年，原址为沙俄“将校集会所”，由于日俄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

“将校集会所”北向立面建筑图纸。©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

日本占领旅顺后，由关东都督府投资并经土木课建筑技师松室重光重新设计而成，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旅大时期的“物产陈列所”。这是一幢融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和东方建筑特色为一体的近代折中主义建筑。

物产陈列所

1916年11月，“物产陈列所”改称“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建馆初期，博物馆定位于产业开发方面，因而侧重于自然科学资料的征集，而后逐渐转变为考古历史类文物的收藏。藏品的主要构成包括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考古品，大谷光瑞在中国新疆、印度等地的收集品，私人藏家收藏品三部分，这些藏品奠定了旅顺博物馆馆藏的基础。

1919年关东厅博物馆北向立面

1918年11月22日，本馆正式对外开放。本馆开放之初设有动物、植物、矿物、水产、风俗、参考和图书七个部门，展览也是按照这七个类别分类展出。1925年，考古分馆的考古品全部迁入本馆，展览调整为以考古品和历史文物为主体，同时涵括动物、植物、风俗等多项内容。

关东厅博物馆植物、风俗、矿物、动物陈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8月22日苏联红军开始进驻旅大地区，10月苏联驻军指挥部派员接管旅顺博物馆。日方最后一任馆长岛田贞彦、馆员有村朋喜留在馆内与苏军办理交接手续。

第一任馆长朱可夫，地质学家，少校，任职时间1945—1948

自1945年10月至1951年1月为苏联接管旅顺博物馆时期，这个时期的馆名叫做“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的员工包括中苏两方人员，其中两任馆长均是由挂有军衔的苏联在职军人担当。苏联国内派出考古学家来馆指导工作，对馆内藏品账目进行过简单整理，对展厅陈列进行少量改动。

第二任馆长：西蒙诺夫，历史学家，中校军衔，任职时间1948—1951

1950年，根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1951年2月1日，苏军将博物馆正式移交给中国政府。而后，苏方馆长等4人继续留在馆内协调工作，并与中方人员一起开展业务活动，至4、5月间相继离馆，原馆长西蒙诺夫偕夫人于10月离馆回国。

1951年 中苏交接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谈判

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交接仪式后合影

1952年12月，“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改名“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3年3月，旅大市人民政府将其划归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直接领导，至此旅顺博物馆成为大连市属的博物馆。1954年4月1日正式改名“旅顺博物馆”。

1954年2月，旅顺博物馆在馆藏文物整理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陈列改造，推出“中国历史文物综合陈列”。

进入20世纪20年代，博物馆又做了几次基本框架的整合。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形成了以本馆为龙头的纪念馆、图书馆、动植物园四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

馆内现有文物藏品数量为6万余件，还有几十万件的文物资料，其中以罗振玉旧藏中国历代艺术精品为主要特色，近年博物馆又广泛征集古代日本、朝鲜文物，馆藏逐渐具有系列完整且特点突出。

《历史文物专题陈列》是旅顺博物馆主馆陈列的基本体系。依托于丰富而有特色的馆藏，以《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展览的开篇，全年展出《漆器工艺》、《珐琅工艺》、《中国古代玉器》、《东亚陶瓷艺术》、《新疆干尸》、《中国古代砚台》、《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中国古代货币》九个专题，另设一个临时陈列展厅，定期推出各类书画陈列。

旅顺博物馆的分馆与主馆毗邻，仿主馆风格而建，于2001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一层为通篇的《大连古代文明》，二层为《中国箸文化》、《丝路撷英——旅顺博物馆藏丝绸之路文物展》两个专题，另设有一500多平方米的临时陈列展厅可常年接待馆际交流展览。

关东军司令部最早的旧址就坐落于旅顺太阳沟景区，该建筑为近代俄罗斯风格，主体是二层半砖石木框架结构，建筑面积2602平方米，附属占地面积94平方米主楼外形酷似一座长方形的堡垒。

博物馆对面的中苏友谊塔，塔基用花岗岩砌成，呈正方形，长宽各22米。为双重月台，周围是石雕栏杆，四面阶梯。在12角形塔身下部，雕有高达1.2米的20个神态各异的中苏两国人民群像。塔的尖端用雪花石雕刻一朵盛开的莲花，托着中苏友谊徽和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象征着中苏友谊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塔的周围栽有78株四季常青龙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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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来源

— 罗振玉 —

旅顺博物馆藏清内阁大库档案，系罗振玉旧藏。1909年，清内阁大库失修，库藏明清档案及珍贵秘籍面临被毁的危险，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1912年7月9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国子监为馆址

1922年春，历史博物馆除留少部分外，将其余档案装了八千麻袋，计15万斤，作价4千元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该店打包准备将档案运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时住天津的罗振玉找到同懋增纸店，以高价买下所有档案。（一说是13000元，罗振玉在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信中说是20000元）。

罗振玉将大部分档案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李盛铎又将大部分转售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罗振玉举家从天津迁往旅顺，也将保存在天津的档案带到了旅顺。

1925年内阁大库里堆积的档案

1933年秋，在旅顺设“库籍整理处”进行整理。目前旅顺博物馆所存内阁大库档案，就是1936年整理工作完成后，罗振玉将大部分捐给刚成立的“国立奉天博物馆”后留下的一小部分，旅顺博物馆收藏约230件册。

罗振玉在学术上造诣颇深，是最早的甲骨文研究大家，毕生收藏甲骨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就流入了藏旅顺博物馆。此外，他对明清大库档案的保存也贡献很大。八千麻袋事件后，罗振玉四处奔走抢救这批档案，悉心整理，几经转手后大部分档案得以保存在史语所。他自己留下的一部分最终也入藏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藏甲骨

罗振玉也是近代有名的藏书家。1928年迁居旅顺之后，也带来了他的全部藏书， 1945年，苏军接管大连期间，由于苏军征用大云书库，其藏书搬出后散佚了一部分，大部分图书存放在旅顺一废庙里，旅大关东公署成立后，又将图书转运到大连，人民政府文化部门邀请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先生对这批图书进行了整理。

自右起分别为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

1948年，图书整理完毕后，罗继祖与堂弟罗承祖受祖母命，将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旅顺博物馆目前所存罗振玉旧藏古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1年由大连劳动人民历史文化陈列所连同部分档案一同移交来的，二是大连图书馆移交，三是从当地老百姓手中收购或得自捐赠。总数达1200种，4000余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罗振玉收藏历代古籍（刊本、写本及稿本），罗振玉刊印图书及罗振玉著作手稿。

从左到右依次是皇清奏议、皇清奏议编辑、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目录、大库史料目录、国朝始料零拾

— 大谷光瑞 —

大谷光瑞（1876年12月27日－1948年10月5日），日本京都府人。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探险家。明治三十五年（1902），大谷光瑞利用留学归国之便， 以探寻佛迹为名，组建大谷探险队，前往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中国新疆等地，考查古迹，搜集文物，是谓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探险活动，也是大谷光瑞本人亲自参加的唯一的一次。

大谷光瑞

在这次活动期间，1903年大谷光瑞因父亲明如上人去世，回国继位为西本愿寺法主，法号镜如上人。日俄战争后，大谷派本原寺弟子和僧人桔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郎又先后进行了第二次（1908一1909）和第三次（1910－1912、1911一1914）探险，主要在中国新疆的吐鲁番、楼兰、库车、和田和甘肃敦煌等地，获得大量出土物，主要为古丝绸之路上遗存的珍品。

大谷光瑞在中亚

大谷收集品是以中亚、西域文物为主的、涉及中国内地和内蒙、西藏、云南诸多地域的文物资料。1914年，由于本愿寺多年大规模的考察探险、修建二乐庄，而且在日俄战争期间本愿寺还有资助活动，财政耗费巨大，引起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直接导致1914年5月17日大谷光瑞辞职。此后二乐庄被变卖、大谷收集品被分散。

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诸佛要集经》残片，为现存最早带纪年的汉文佛经写本

大谷收集品主要分散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则由大谷光瑞本人带到旅顺，现收藏于旅顺博物馆。这部分当中有包括8000多号大谷文书在内的一部分文物后来又被桔瑞超带回日本，现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

大谷光瑞 《支那古陶瓷》原稿及珂罗版

1914年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位后，开始了其海外游历和布教的生涯，并选择中国的旅顺作为其在中国的居留地。1915年大谷在旅顺新市区买下了一所俄国式建筑，先将其大量藏书（这部分藏书后被统称为“大谷文库”）经由上海运抵旅顺，1916年，将其保留的大谷收集品也一并运到旅顺，并以寄存的方式存放在刚刚建立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特产陈列馆，也就是现在旅顺博物馆的前身。

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书中汇录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数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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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陈列

— 吉金传古 —

《吉金传古——旅顺博物馆藏传世青铜器精品展》在博物馆主馆的二楼展厅，展览面积605.2平方米，展线长度174.1米。展览既呈现青铜器发展的序列，又兼顾作为一种文物类别人们对其的认识和研究。

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在国内外有重要地位，其时间跨度从商代至辽金时代，种类有兵器、礼器、乐器、水器及杂器等，许多器物上铸刻铭文，如洛阳武库钟、冉钲、父乙鬲、父辛甗、吕鼎等。尤其大梁鼎、过伯簋、始皇二十六年诏五斤权等器物的铭文均有确切纪年，不仅可以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的缺佚，而且对研究商周至秦汉的历史和语言文字，都有着重要价值。

展览从馆藏大量青铜器收藏中遴选精品，以时间为序，分为鼎盛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汉代余绪三部分。大部分展品为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罗振玉的旧藏。

罗振玉于1928—1940年寄居旅顺，其身后大量收藏品一度散落民间，上世纪50、60年代，旅顺博物馆经多方努力搜集入藏，成为馆内重要的收藏品类。因此，展览既展出了大量青铜礼器、实用器，又展示了人们对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将有铭文的器物逐一释读，希望给观众一个全面的认知。

博物馆内开辟了青铜器精品厅和传拓体验厅，通过动画演示，向观众说明青铜器及青铜器铭文的制作过程，让观众在参与传拓体验的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

— 化土成玉 —

展厅中，有一个单独的近30平方米的展室，而在展室中央的智能展柜中，摆放着这个展室中唯一的一件展品——明永乐青花锦纹绶带耳扁壶。被单独陈列的明永乐青花锦纹绶带耳扁壶，正是从大连文物店征集的一件明青花精品。

–— 黄沙下的永恒 —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千尸及其随葬品，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时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 30公里的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葬中盗掘的，是新疆乃至中国境内最早出土的一批古代人体标本。这批文物曾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被运至日本，后又被大谷光瑞从日本带到了中国大连旅顺，并最终留在了旅顺博物馆，其回流的过程充满了故事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 明清雕刻艺术 —

明清雕刻艺术品是旅顺博物馆众多藏品中一宗重要收藏，从馆藏中遴选玉、牙、木、竹、漆等小件工艺雕刻，试图通过展现明清时期雕刻艺术的新成就——各类巧夺天工的小品工艺雕刻作品，带领观众领略明清时期匠人的精湛技艺、感受工匠精神。

— 宝相庄严 —

中国古代造像因地域和风格不同，分为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两大系统。本展览以两大系统为体系，以石雕、木雕、铜铸、泥塑等不同材质的文物精品，展现诸佛造像的庄严、观音造像的优美、罗汉造像的生动以及藏密金刚护法的神秘、天王造像的威武，时代跨度从深受异域风格影响的魏晋南北朝，到中国本土风格形成时期的隋唐、世俗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宋代，以及藏传佛教艺术勃兴的元明清，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佛教造像发展的全貌。

— 筷子春秋 —

箸，即筷子，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进餐的用具。新石器时代中期，用深腹炊具蒸煮谷物及菜肉的烹饪方式促使了箸的产生；至商周时期，礼制森严，用箸礼仪亦是如此，在上层社会的宴会中，箸取羹中菜，匕取主食的分工非常明确，且以匕为主要进餐用具，箸为辅助。

自汉代开始，碾磨技术的广泛使用促使了面食的流行，食用饺子及面条等食物使箸在饮食用具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新的烹饪方法——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这进一步巩固了箸成为理想进餐用具的地位。

至隋唐时期，由于食物中肉类的增加，及礼制上的逐渐宽松，箸一跃成为主要的进餐用具，而匕成为辅助；此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及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了箸文化从侧重礼仪制度向更贴近人民生活的民俗文化转变，箸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婚俗、葬俗及占卜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唐宋以后制箸工艺的不断精湛使箸成为民间馈赠的中颇受欢迎的礼品。如今，筷子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符号，遍布全球。

旅顺博物馆藏箸400余件，时代跨越商周时期至当代，序列十分完整，是国内藏箸最为丰富的博物馆。

03

分馆陈列

— 大连古代文明 —

《大连古代文明》位于分馆一层，是分馆常设的主要展览之一。展览展示了大连地区的出土文物， 在瓦房店古龙山遗址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和当时的人制作的骨片及石制品，而从商代到清代的各种出土文物能让观众对辽东半岛的古代文明认识更深。

— 半生仕宦 不改儒风 —

分馆的二层书画厅目前的展览是《半生仕宦 不改儒风——王永江生平及书画交游展》。

王永江是近代东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精于理财，善于民治，在其任职期间，先后实施了澄清吏治、振兴实业、鼓励屯垦、扩大交通、发展教育五大方略，在其治理下的辽沈地区迅速出现了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王永江执政奉省，不改儒生本色，他能书善诗，通医术、明易理，与辽沈名流、书画墨客及军阀将领等各界人士均有往来。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王永江相关书画作品，其中不乏佳作。

展览精选王永江及其与友人往来书画作品四十余幅，辅以大量民国报纸、档案、照片等珍贵原始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王永江生平所作贡献及书画交游的丰富人生，展示先贤为家乡所作贡献，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振兴东北助力。

— 汉风楚韵 —

分馆二层临时展厅目前是《汉风楚韵——徐州西汉楚国出土文物特展》。

江苏徐州，古称彭城，北扼齐鲁，南控吴越，素称“五省通衢”，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悠久，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而统一的封建帝国——大汉王朝的发祥地。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封少弟刘交为楚王，建都于此。从此，彭城作为西汉楚王国的都城历经了十二代楚王的统治，见证楚王国190余年的历史。汉风楚韵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化遗存。

展览分为“制如京师 军似雄狮”、“国力充盈 生活奢华”、“地下宫殿 永生梦想”三部分，精选徐州博物馆文物170件，希冀以弥足珍贵的文物引领观众重温汉代楚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历史，品位博大精深的楚风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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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

— 明永乐青花锦纹绶带耳扁壶 —

青花锦纹蒜头口绶带扁壶，明永乐（1403-1424年），高24.4腹宽20腹厚10.2底径7.6厘米，1982年购于大连文物店。蒜头形口，束颈，扁圆腹，高足外撇，底足宽边无釉，中空施釉。两飘带自口壁平起下弯至肩部，腹两侧各一乳状耳。通体青花彩绘，腹两面图案相同，均为锦纹装饰，腹侧饰花卉纹。青花色调凝重典雅，纹理中有凝聚的结晶斑，呈星状点滴晕散，釉面平滑光润，部分釉面有开裂纹，开片呈现“铁锈疤”色。胎质甚为细密，为永乐时期的典型器。

— 吕方鼎 —

西周吕方鼎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的主人是周穆王时期的一位重臣吕伯（名刚）。罗振玉旧藏，鼎高19.3厘米，口长16.8厘米，口宽12.2厘米。直口立耳，方折沿，腹部下收，四隅有扉棱，柱足。腹部满饰纹饰，上部为两两相对的一组垂冠鸟纹，中部为T字形云雷纹组合成的几何纹，几何纹外环绕三排乳丁纹。鼎内壁铸有43字铭文，记录了周穆王赏赐自己“美酒三卣和贝壳三十朋（最高赏赐）”的荣耀时刻。这件吕方鼎是目前已知青铜器中同时具备王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的两件标准器之一，另一件为“臣辰盉”，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 石雕降魔成道像 —

释迦降魔成道坐像属波罗王朝（公元8—12世纪）时期，高146厘米，宽123厘米，座宽52厘米，出土于印度佛陀迦耶，为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进行的第一次探险活动所得，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苏轼《阳羡帖》 —

行书，68字，是苏轼致友人信札。署款“轼再拜”。帖中钤有元、明、清三代收藏者印章及清内府藏玺。元代郭畀、陆友，明代沈周、崔深、项元汴，清初元揆曾收藏此贴；乾隆年间入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

— 沈周《青园图》—

明代画家沈周的《青园图》卷，画面描绘了秀润多姿的江南水乡美景：古树茅堂、修竹垂柳、湖水映带，一人执卷于堂中孜孜而读。画心自题五言诗一首，署款“长洲沈周”。钤“启南”、“白石翁”二印，全图钤清宫鉴藏印十方。引首行书“青园”，署款“雪林”，钤“文昌印”一方。此图曾经清宫内府庋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中国美术全集 明代绘画》、《中国绘画全集》著录。

— 刘秉谦《竹石图》 —

元代刘秉谦的《竹石图》轴， 全图以墨色和汁绿为主，绘湖石及掩映石后的双勾竹篁。结构灵秀多姿，勾染精妙利落，是画家传世孤本精品。署款“至正乙未春寿阳刘秉谦为克明宪掾作”。钤“秉谦”、“刘氏之益”、“冰雪相看”三印。“至正乙未”为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旅顺博物馆、《探索·发现》纪录片等